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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说二十年:有精神的写作,而不是避世的梦境

也 斯

陶 然

董启章

潘国灵

韩丽珠

谢晓虹

唐 睿

香港一向以商业化大都巿的形象示人,时尚文化成为潮流,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却文学的空间。回归20年,香港文学始终自有光芒,值得细加品味。

20年来,香港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港人的生活形态、生存状况、社会意识以及标志性事件都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概括地说,香港小说在现代商业文化的丛林下自成蹊。香港小说在内容题材方面谱系繁多、意象驳杂,有社会世相的揭示,也有个体生命状态的呈现;有地方记忆的回溯,也有都巿漫游者仓皇无地处境的表现;有情色的书写,也有疾病的隐喻。叙述美学也是形式多样,有传统写实笔调,也有魔幻笔法,更不乏后设实验。总的来说,回归20年来,香港小说多姿多彩的创作风貌为“我城”书写增添了新的维度,也有一些创作现象值得探讨。

食物的隐喻:香港味道

说到20年来的香港小说,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无论从时间或是从象征意义,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起点。作品发表于1998年4月,即香港回归后几个月,是香港历史新篇章中的一个重要小说文本,响应了某种历史经验,且以“食色性也”的方式来想象与言说。对于这部作品,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殖民与后殖民,甚至试图从中品读出微言大义。《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围绕着“我”与一班朋友“搵食”的经历,真实细致地展现出港人的生活方式——食的庶民文化,同时也扣连着“九七”回归及后殖民年代的社会世相。作者以“食物”作为切入点,进入香港寻常百姓家,出入茶餐厅乃至高级食府,游走于横街窄巷,展示香港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品味地道的香港味道,但又让人联想到社会的嬗变。也斯晚年执著地追寻“香港味道”,这不是从理念出发去图解香港,他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的后记中一言道破了“食物”的符号作用:“食物总连起人情,连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想象。”也斯另辟蹊径,为我们认识后殖民时期的香港社会提供了别具意趣的视角。也斯说:“小说首先是书写的艺术,不失阅读的乐趣,可以整理出想法来,却并不是依据一套观念写出来的。”这确实是创作的真义,体现了艺术创作的本质。

也斯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种“回归”,即由现代主义的探索、实验,向传统写实技艺的回转,以贴地的方法讲述故事,着实是其创作理路的一大飞跃。对此,也斯有一番夫子自道:“每当我写作,为什么总得面对理论的干预,为什么理论变成压抑性的概括,理论带着它的偏见,否定我们的探讨,把我们复杂的文字放进它们容易消遣的小框框里,失去了原来丰富的意义?” “对我来说,当然是由于我在这地方长大,很想理解这地方的问题,是什么形成了大部分人主流的意见呢?是什么历史令那么多人带着偏见的看法呢?我在面对种种偏见中长大,想去理清问题,观察不同的人生,去想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而形成自己的想法而已。”

也斯的“港味”作品及创作理念,似乎为我们考察20年来的香港小说,提供了一个坐标。

“咬着自己的尾巴书写”

深受欧美文学濡染的香港文学,都以生命的勘探、灵魂的拷问为能事。欲望、肉体、生命,就成了纠缠不清的话题,成就了无穷的书写空间。

董启章的《衣鱼简史》写“我”到藏书库查找史料,对图书管理员“维”产生性幻想。两个书痴因书结缘,女子的祼体让“我”联想到“衣鱼”,“衣鱼”即书中的蛀虫——应和了广东话“书虫”(书痴)之意。作品中的女孩复述父亲的一句话,泄漏了这个迷离故事的意旨:“衣鱼在传统里是读书人的敌人,因为它破坏了书,但是现在像他一样的读书人却都变成了衣鱼,靠着把书残余的能量吃回去来生存,直至有一天把书都吃完,世界再没有书,衣鱼也没书可吃,人们就可以安然地把书和衣鱼忘记了。”作品体现了董启章以具象、写实的笔触诠释概念和书本经验的创作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本身也是“衣鱼”,寄书本而生。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香港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作家,如昆南、潘国灵等,都有“以学问为诗”的特点:从理念出发,开掘本身的内在资源,啮啃典籍和身心,这类创作或可用一句话来形容:“咬着自己的尾巴书写”。

昆南上世纪50年代进入文坛,60年代初出版长篇实验小说《地的门》,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昆南的创作一向以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形式呈现,追问存在的意义,执迷于情色生死的探究与反思,颠覆世俗的道德观和凡夫俗子的眼光。如《旺角记忆条》,凭着“云”的思绪流转,展示一段缠绕不清的多角男女关系,借记忆的回溯,揭示艺术人的私密空间,呈现旺角的种种面相。

潘国灵是“给写作附魔的人”,对文学有宗教般的虔诚,写作也成了其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他的小说有一种“病气”,是一种典型的疾病书写。《给写作附魔的人》中的“游幽”与其说是小说人物,不如说是潘氏自己的化身。这个写作者“吸吮书叶以疗饥”,“以文字书写作生命的放血治疗”和“自我赎救”。他的《分裂的人》,表现人的二分状态,“我”与“你”是生命的共同体,“我”是外在的存在,而“你”则是蛰伏在灵魂中的另一个自己,会时不时地怂恿“我”做出不合礼数或社会规范的行为。作品叩问的是灵魂,探讨的是生命、存在、性别的内在困惑,是思辨化的、意念化的,我称其为思辨小说。

通过这种追问内在的写作,香港小说加深了对“人”的认识,但我也有一个疑惑,不少写作者似乎都在“我”身上做文章,那么“人在何方”?目光只盯着自己,只在私我处挖掘的写作,又与“人”何干?

魔幻的空间:都巿幽灵

魔幻是香港小说的另一个面向,自西西、也斯于上世纪70年代开风气之先,奇幻叙述已成香港小说的一大传统。

在香港当代创作人中,韩丽珠、谢晓虹都是港式魔幻派的传人。她们的创作风格相近,还合写过一部《双城辞典》,在书写上不乏交集,过从甚密,有不少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

韩丽珠、谢晓虹不是在写实之路上亦步亦趋的作者,而是长着翅膀的都巿漫游人,作品都带一点鬼气森森的病相,呈现的都是一些灵异的世相。这当然与她们的美学观有关。她们的创作驱动力来自意念和想象,写作路数也十分接近,只是在格调上一灰一黑。

韩丽珠运笔表现都巿人生的疏离、隔膜,笔下的人物大都像魅影。从创作基调来看,她的作品大都是“灰色叙述”,《宁静的兽》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这个作品中的“我”是个报纸编辑,但作者刻意模糊人物形象,以陌生化的笔法来呈现她与周边的关系。“我在楼梯间碰到认识的人,虽然不认得他的脸,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但那确实是跟我同在那个工作间共事的人”。冷漠的心理、疏离的关系、孤独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自我隔绝的世界,“我”只生活在我的意识里,形象也极为模糊,没有社会角色、没有肉身,只有一个虚幻的人形。这种灰色的书写,只满足于一种梦呓般的自言自语和自我意识的投射,无意于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也无意于外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呈现与反思。

谢晓虹的创作可以“黑色叙述”命名。她的小说大都充斥着怪诞而暴虐的内容,笔法魔幻,书写时如处于梦游状态,完全打破了时空的界限,现实与记忆交相迭现,过去与现在随意穿插,运笔行止自如。照理,这样的叙事总不免有几许歇斯底里的错乱,但在她的笔底,却徐缓而冷峻。

谢晓虹的“黑色叙事”除了内容的暴虐、风格的冷酷,一大特点是表现生命的仓皇无着与空虚,今昔莫辨,真假难分,如她的早期作品《旅行之家》《理发》,已体现了这种趋向,表现现代人尤其是都巿人生的荒芜;更能体现“黑色叙事”风格的,当数《头》与《幸福身体》。前者讲述一个换头的故事,儿子阿树的头不见了,父亲阿木把头给了他。“阿树(阿木?)微微发红的头颅看来欣欣向荣”,意味着父亲的意志主宰着儿子的身体。父亲发现儿子“渐渐远离了他”,接受了“与他人相似的思维方式,而且走进了他们的世界”,“渐渐不再相信他的话”,这是何等失落?但最终父亲还是重新占据了儿子的身心。为什么父亲会这样做?在小说的结尾揭开了谜底,阿木在儿子未出生时把耳朵贴在妻子肚皮上,以手指轻轻触碰,发现“第一次以声音与触觉感受到真实,那甚至要比从镜里看见自己更为真实”。

香港的作家不太以文学形式介入社会、对公共议题做出积极响应,有时失之于“贫血”,缺少了文学应有的血性。在这样的创作环境里,利瓦伊怡可算香港文学界的一个异数。她是一位社会意识颇强的作家,以《那些夏天里我们的蛹》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于200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行路难》。她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社会事件,目光投向巿井小人物,见证社会体制对个体的辗压,揭示“我城”种种社会历史事件的投影,以及个体生命的伤口与创痛。

人间的情怀:生命气息

如果文学只剩下技术,没有了情感,没有了精神,于世何益?在近年的香港小说中,黄碧云的《烈佬传》、唐睿的《Footnotes》等作品,让人看到了文学对人世间的关怀。

唐睿的《Footnotes》是当代香港文学中一部不可忽视的佳作。小说如同一部文字记录片,回放出上世纪80年代香港底层社会一隅——安置区的生活画面。作品满载儿时记忆,重现了80年代的平民生活、小区风情,无疑是香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作者的叙述笔调平实自然,坦诚生动,不做作、不煽情,最可贵的是具有真诚的文学品性,沉着内敛。

《Footnotes》有两大可贵特质,一是“真”,一是“有心”。“真”即真实的生活记录与真挚的感情。安置区只是香港不起眼的一角,但其中映现出的人生百态是香港底层社会的缩影。作品写出了民间社会的人情世故,充满人情味,笔调又富于情趣,是不可多得的巿井浮世绘。“林立在安置区周遭的屋邨大厦就像一个个崖岸,每当一幢新的大厦在安置区附近落成,安置区就往下沉一寸。” 作品不仅如实呈现出平民的生存状况,更道出外人无法想象的况味。“真”的另一个含意是笔底有情。《Footnotes》中,忠平叔家的细姐姐当辅警,在一次巡逻时遇到劫案中流弹身亡。“头七过后,每夜巷子静下来时,忠平叔的家就会隐约传来忠平婶的哭声。这哭声,一直持续了几个月,就变成了咳嗽声,然后,在几个月过后,这咳嗽声又变成了呕吐声,然而这呕吐声只持续了几个星期,直到一个深夜,一辆救护车开进了区里。尽管救护车的鸣响响彻了整条巷子,讯号灯反复地擦着每一户人家的窗户,可巷子里没有一个人跑出来。那夜,那些悄悄立在窗后感到遗憾的人,心里仿佛都怀着同一股默契,那就是对于那些不能用言语或行动来抚慰的人,我们只默默地让静默的时间降临到他们身上,尽管,它从来也不。”这段文字饱蕴情思,笔力直透纸背。

作品的另一大特质是“有心”。从香港文学的书写谱系来说,唐睿多少继承了舒巷城的路向——平民的视角。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一开始就有相当的自觉,为生民立言。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我希望他们都能借着《Footnotes》,在文字的世界里,觅得一处永恒的休憩或踱步的空间”,让后来的人“找到”他们。相对于野心勃勃的历史叙述,唐睿的创作姿态更为实在。他志在为边缘一族留住见证,为“曾经这样细腻而且丰盛”的时代留下记忆。他说得好:“如果香港是一本书,这部载着我们丰厚记忆的大书,应该在记录一项项‘大多数’人的故事之余,配上一些生活在‘大多数’边缘,甚至以外的人物与事物交织而成的《Footnotes》……”

黄劲辉的《酒吧旮旯的故事》、巴桐的《假发》、车正轩《和女朋友在旺角卖私烟的日子》、刘绮华《鲨鱼》等作品中也充满了人间气息和生命色彩。黄劲辉的《酒吧旮旯的故事》,写出了打工仔的悲辛,表现形式则富于幽默感、趣味性。当然,仅靠语言的诙谐生猛,还不足以入读者法眼,该作品更有价值的“卖点”,是真实道出打工仔的悲酸,将不足以为外人言的处境写了一个透。

有精神的写作

香港文学的一大可贵之处是,有精神追求,直视社会与人生,不回避、不闪缩、不附和,而且形式多样,手法层出不穷。

黎翠华的《记忆裁片》是一个关于城巿记忆的故事。故事采用拼贴的手法,将不同的记忆拼接在一起,似在转动记忆的万花筒,展现转瞬即逝的城巿人生与事物。故事中的“我”是一个迷失者,又是一个追寻者。作品将思绪与现实对照,虚实结合。在“我”的意识中,“虚幻的世界像车窗外的风景,一片又一片地过去。旧家或新家,老街或新街,老城或新城,甚至历史或新闻,都像树叶那样翻飞着,去而复回或一去不返”。这是一个迷失的都巿人,频繁的搬家以及城巿的拆建,让居于斯的人失去了根,以至于“我”只能凭照片去搜寻曾经拥有的旧物,来使自己的回忆具体化。这不是简单的怀旧病,而是“失城”的惶惑、迷茫与焦灼。

陶然的小说创作一向关注物化社会的价值扭曲、人性变异,后期的作品依然对社会世态保持观察与省思,如《出头》讲述一对夫妻在东南亚海啸中大难不死的故事,并借此揭示和讥刺香港世俗社会的巿井意识和庸俗价值观。

周蜜蜜的小说关注世态人情,擅长揭示都巿众生相。《蛇缠》透过一次讨论改编《白蛇传》的编剧会议,从电视女编剧何静被“蛇缠”“蛇咬”的经历,道出了一个道理:“他们的欲望,他们的爱恋,他们的妒恨,他们的情感起伏变化……全都和时下活着的人们无异。或许你和我都认识、都熟悉,相互之间纠缠不清、变幻无常,就有故事。”

黎海华在《异化的城巿拼图》一文中说:“香港作家对寻常事物或偶发事件陌生化的本领驾轻就熟,别有意图,形成另类看事物的角度。”这是十分准确的评断。香港作家在叙述方式上大都擅长陌生化技法,或以时空转换为能事。但当代香港小说的一大特点是人物符号化,形象模糊。纵观20年来的香港小说,像“酒徒”那样可以立在读者面前的人物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当代香港小说的遗憾。

文学具有秉持真理、追求正义的属性,但更应做深入的人性探究,曲尽幽微;文学固然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却也应直面生活的冲击、时代的洗礼。我希望,香港文学是有精神的写作,而不是避世的梦境。

来源: 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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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香港 梦境 精神 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