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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合作廿年风雨路:归属、迷茫、差异与困境

今天是香港回归二十年纪念日。

这是不平凡的二十年,同时也不平静。1997年,香港GDP一度占到全国的近四分之一;到了2016年,只占全国GDP的2.77%。1997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七,大约是排名第一的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了2016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接近排名第一的美国的三分之二。在这个巨大的变局中,如何适应变化、找准定位,成为香港需要面对的一个巨大课题,甚至是难题。

回望香港回归的二十年,既有骄傲与成就,也有反思与忧虑。如今往前看,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香港和内地之间更深度的大融合。站到高处,放宽心态,突破政治壁垒和信任障碍,实现两岸三地乃至四地间的优势互补,让彼此间产生积极的化学反应,这是符合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乃至造福全球的正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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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维多利亚海湾

香港回归20年:

“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变迁

香港永和实业公司董事长林健锋记得很清楚,1997年6月30日那天,香港大雨。

再过十几个小时,港英政府即将退出这片掌管了156年的土地,历史将被改写。

太平绅士林健锋连续赶场了几个活动之后,衣服全被雨水打湿。时间很紧,他完全没有时间回家换一身干衣,就直接去了政权交接仪式的现场。

“浑身湿漉漉的,很难受。”回忆当时的情形,林健锋皱了皱眉头。不过,这个尴尬的小花絮,没有减少他亲眼见证那个宏大历史时刻的骄傲。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很激动,“这么多年都一直忘不了”。

20年后,作为商界代表,林健锋已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采访的这天上午,他刚和香港特首梁振英就粤港澳大湾区交换了意见。

“我跟他说,我们在珠三角发展有三十多年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签订也有十多年了,但中央给香港的很多政策,到现在还用不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林健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香港融入内地发展,“大门开了、小门没开”的问题还很普遍。 

则泰,不交则否

在香港商界,林健锋是知名的玩具企业先驱,代表了上一代香港实业家的典型成功路径。他上世纪70年代留学美国,但最终选择回到香港继承家业。

1979年,嗅觉敏锐的林健锋已经嗅到了对岸变革的气息,在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犹疑的时候,果断来到广东东莞投资办厂,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港商。

香港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凭借其轻工业的蓬勃发展而起飞。到了80年代,香港的本土加工制造业因成本上升而开始外迁,由于地缘和文化原因,珠三角最早成为香港工厂的落脚地。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出于种种原因,在广东出现过几次逃港大潮。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就揭开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大逃港”的冰山一角。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选在了广东。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表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逃港”的屡禁不绝,开始让最高决策者下定决心,对逃港者光靠“堵截”没有用,要用“导”的办法,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1980年,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

移民到香港的广东人,在香港站住脚,第一个念头就是“衣锦还乡”,回老家办厂。

正是凭借着这些香港亲戚的穿针引线,把大量“三来一补”型企业引进深圳、东莞的土地上,形成了后来珠三角著名的“前店后厂”,即“香港接单,广东制造”的产业模式。

这是一段两地合作的蜜月期,很多港资的玩具、鞋、纺织品等“两头在外”的企业,都将制造工厂设在了深圳和东莞。不少港商回忆,那时候,从香港到东莞要5个钟头,路非常不好走,但来投资的港商依然源源不断,因为市场订单多,利润空间大,不少行业毛利润有35%,竞争对手也不多。

这一时期到底有多少港商到内地建厂,已经很难详细考证。可以作为参照的是,直到2002年,“前店后厂”模式已经开始式微之后,香港工业总会与香港工业大学的联合调查发现,香港本土10万家贸易公司,仍然有6万家在珠三角投资设厂,雇用工人达1000万人以上。

“上世纪80年代深港合作是很有效率的,原因是利用两地经济发展的落差,很好地找到了双方的合作模式,优势组合,特别适合制造业。”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长期专注于区域经济和深港合作问题研究,他将深港之间的合作模式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特区成立持续到香港回归之前,最大特征是政府没有太多推动,以民间方式和企业方式进行,合作重点集中在“三来一补”制造业,香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深圳就地建立加工贸易生产体系。“这个阶段是深圳学习香港,通过自己的改革开放追赶香港,进程特别明显。”

香港自身也在上世纪经历了几次快速转型。一般认为,自1841年开埠至今,香港共经历了三次大的产业转型。第一次转型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使香港从一个渔村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市。第二次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以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80年代初最高峰时,香港制造业曾占香港GDP的23%,雇用工人曾占香港劳动人口的41%。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香港制造商纷纷北上,将工厂分批调迁至内地,与此同时,香港开始朝国际金融中心大步迈进。

这一时期,背靠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巨大经济体,作为唯一的“管道”城市,香港金融业开始大规模崛起。资本市场空前繁荣,人口急剧膨胀,商业发达。1994年,香港人均GDP22497美元,位居亚洲之首,是全世界吞吐量最大的货柜港口,也是全世界第三繁忙的空运港。香港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和世界四大黄金贸易中心之一,经济自由度和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一。

“97回归前后,粤港两地合作出现了一系列变化。”谭刚分析,原先80年代成功的合作模式,需要往前推进,突出表现在民间合作已经走到了尽头,需要政府出面做一些必要的工作,比如两地人员和货物往来频繁,要求更高效的边检、海关查验和通关模式。更急迫的是,伴随着制造业来到深圳,香港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和物流,需要就近落地为香港企业提供服务。但在这个阶段,很多服务业领域没有中央的授权开放,一直关闭。“两地合作进入相对停滞阶段,没有新的东西,一直在吃老本。”谭刚说。

在谭刚看来,两地合作原地踏步,跟深圳自身面临转型困境也有关系。

2002年11月,一篇长达1.8万字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引发举国热议。

28岁的作者呙中校在文章中深入剖析了当时深圳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特区困境”:“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在对外与对内开放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特区的存在已经丧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础,窗口作用显著下降的深圳难以再享有特殊政策和照顾,来担负改革试验田的重任。”

而且对比上海的高速发展,深圳也“满腹牢骚”,自上世纪90年代中央决定开发浦东以来,深圳“似乎觉得上海在发展上总能得到政策上的照顾和扶持,而作为特区的深圳却被忽视甚至被限制”。

“深圳那个时候比较迷茫。”谭刚坦言,深圳一直希望能争取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牌子,但始终没有拿到。

另一方面,香港对这个一直跟在身后的“小弟”也充满戒备之心。呙中校在文章中说,“长期以来香港一直对深圳警惕心有余,而合作力不足。例如当年香港要搞创业板,深圳方面提出可以把香港的创业板设在深圳,以节约资源,合作发展,但是香港方面不置可否。其他如24小时通关问题、西部大通道等问题也是如此。”

深圳正在经历迷茫期,而香港同样经历着回归之后最艰难的五年。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一年时间内,股市下跌1万多点,市值蒸发2万多亿港币,很多普通市民也损失惨重。而在回归前持续数年的移民潮,也打击了香港的信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回归前,香港有70万人移民,几乎所有移民都是中产阶级,带走了5000多亿资金。整个城市的投资、消费和信心开始出现摇摆。1997年,香港房价高达每平方米9万港币,到2002年,房价腰斩一半还多,每平方米只有3万港币。

“因为香港的竞争力也在下降,经济持续不振,如果不与深圳扩大合作则其优势将丧失殆尽。”呙中校在2002年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香港正在经历危机。而2003年的SARS带给香港第三次重大冲击,GDP下跌了1.4%,使本已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

跌入谷底的香港,只能重新把救市的目光投向内地这个庞大的市场。正如呙中校所言,“香港与深圳,交则泰,不交则否。” 

CEPA

签署是香港经济上的回归

2003年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是香港融入内地的一个转折点。

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是代表香港签字的人。他被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任命为财政司司长,从2001年5月至2003年7月,满打满算只有两年多时间。不过,在这两年中,梁锦松成为CEPA的重要推手。

CEPA文本共二十三条,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三方面,即:从2004年1月1日起, 273个内地税目涵盖的香港产品(涉及食品、药品、纺织品、电子产品等),符合原产地规则进入内地时,可享受零关税优惠;对香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涉及的行业包括诸如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服务、物流等部门;关于投资便利,规定内地将在通关及电子商务等七个领域简化手续,以便香港资金更加自由地进入内地。

“CEPA是香港重新踏上经济复苏之路的重要一环。”2017年6月,早已经告别政坛多年的梁锦松在香港南丰集团的办公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CEPA不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地位,也使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认识到,香港享有独特的优势,将成为开拓内地庞大市场,尤其是发掘内地巨大市场潜力的最好台阶。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CEPA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制度安排。最大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与中央政府签署的,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一国两制”的方针,可逐步减少和消除两地经贸交流中的制度性障碍。

“1997年是香港政治上的回归,CEPA协议签署是香港经济上的回归。”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总结CEPA的价值。

CEPA从2004年开始实施,此后几乎每年都签订一个补充协议。直到2013年,签订了10份补充协议,由最初涵盖273个香港原产地货品及18个服务业领域,扩展到1770多种香港原产地货品和48个服务业领域。

CEPA给困顿中的香港经济带来了活水,在2004年至2011年的8年间,香港地区GDP年均增长5%,是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近两倍。

尤其是2003年内地自由行的放开,自由行城市从最初的广东省内城市,开放到全国49个城市,极大地刺激了香港的零售服务业。从2003年至2013年,香港的零售额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十年间翻了一番。

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看来,放开自由行对香港意义重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但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香港受到冲击就小了很多,香港经济只是走低了两个季度,又开始恢复正常,失业率几乎没有显著变化。”

“到2015年,内地服务贸易对香港几乎全部开放,大门几乎全打开了。问题是,很多具体东西没有落地细则,小门还没开。”谭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突出问题是,香港的高端服务业,怎么认证,怎么在内地落地和兑现,还没有清楚的细则。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举了一个亲历过的例子,“香港理工大学说要来深圳产业化,没问题,CEPA已经放开了。但过来之后注册碰到问题,注册国有企业?好像并不是。注册事业单位?好像也不是。到工商局注册公司?但他们觉得自己也不是个营利机构。在香港,无论营利还是非营利机构,都是经过同一个注册流程,再来界定营利还是非营利。但到了深圳这边,就注册不了。”

在郭万达看来,CEPA是根据WTO框架来定的,而所谓“大门开了,小门没开”,根源在于两地体制不对接和法律不对接。“这是制度壁垒的问题,和内地改革一样,存在法规滞后,改革不到位。”

“很多行业准入是不同部门在管,每个部门又有很多各自的条例和规则,但从香港角度看,尽管行业准入放开了,但实际上还是进不去这个市场。”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研究主任方舟对《中国新闻周刊》 坦言,过去几年也做了不少努力,但问题还是普遍存在,“我个人建议,能不能中央给广东省授权,把香港的专业服务准入的审批权交给广东省,把事权从部委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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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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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打基础

度过迷茫期的深圳和香港,开始不约而同地希望加强双城融合。谭刚回忆,在2006年前后,深圳和香港的不同机构都各自独立地提到了要建设“港深大都会”。

“当时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提出,香港要和深圳建立更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世界大都会,感觉特别重视深圳。而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任后,特别重视和香港的关系,推动粤港合作。”在谭刚看来,这是粤港合作的第三个阶段,在前一阶段的低迷之后,开始找到了一点兴奋点,也签订了很多协议成果。

这个阶段,两地官方层面的合作也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搭建了很多平台。

“从广东省来说,最初和香港没有直接沟通的渠道,后来经过向中央争取,建立了粤港联席会议的机制,有了这个制度安排,让广东和香港可以直接谈。”方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两地合作的重要平台,早在1998年,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下称“联席会议”)已经成立,由广东省及香港特区政府高层组成,旨在全面加强粤港两地多方面的合作,改善两地经济、贸易、基建等方面事务的协调关系。南沙发展计划、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港珠澳大桥建设等经贸、金融及基建方面的合作规划,都是联席会议的重要成果。

现在,包括联席会议在内,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的合作平台已经多达六个,包括深港合作会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论坛、沪港经贸合作会议、京港经贸合作会议以及港澳合作高层会议。

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事件,成为粤港之间合作进程的又一个拐点。“占中之后,香港生态出现很多问题,两地合作,原本很多可以谈的项目,基本都停滞了,完全不说这个事。”谭刚将目前这种状态定义为“两地重新迷茫,需要重新打基础”

在他看来,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一些问题值得提出来反思。比如,在区域合作上,如何能寻找到共同利益。“有时候谈合作,如果合作对香港作用明显,他们会很积极。但如果作用不太明显,他们则积极性不高。而且,香港的观念是,单纯和深圳合作不够,需要和广东甚至国家层面合作。”

“要考虑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问题,如果只想到自己,会使合作出现很多问题,或者对对方产生伤害。”谭刚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从设想提出到开工建设,历经颇多曲折。早在1983年,香港商人胡应湘率先提出了兴建连接香港与珠海跨境跨海大桥的大胆方案。对于这一大胆设想,当年港英政府回复“无需求”。2002年初,胡应湘再一次向香港政府提议修建跨海大桥,终于得到了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支持。

梁锦松作为时任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也曾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兴建港珠澳大桥。时过境迁,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感叹,“2002年的时候就希望建一个桥,特首董建华也非常支持,但是大概他也没想到,这个桥修了16年还没修好。”

这个东连香港,西接澳门、珠海,全长超过50公里的“超级工程”,进展缓慢。2003年7月底,国家发改委论证报告完成,确定兴建港珠澳大桥。2008年12月,工程可行性报告通过专家初审并上报国家发改委。2009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港珠澳大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同年12月15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建。而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则直到2011年12月14日才正式动工。

在完成论证报告后,这座大桥的筹建陷入了漫长的讨论中,其中一个讨论的重点是:双Y还是单Y。

双Y就是一头连接香港深圳,另一头连接澳门珠海。单Y,也就是现在的方案,桥的东边只是连接香港。

广东省方面认为这座桥应该建成双Y型,也就是说桥的两头应该分别连接香港、深圳和珠海、澳门四地,以便能发挥最大效能。而香港方面则力主采用单Y方案。

双Y改单Y的方案,最受益的自然是香港,这意味着珠江西岸的资源,可以不经深圳就可以抵达香港。而西岸的一些资源,去深圳也需要途经香港。

深圳于是只好另做打算。2004年,单Y方案正式确定,同一年,深中通道被第一次提出。

“深圳没办法,只能积极推动深中通道,其实是被迫采取了这个方案。”谭刚坦言。

从珠江西岸的珠海去深圳,直线距离只有约40公里,但实际上却要北上广州经过虎门大桥再南下深圳,距离就变成了200多公里。2016年,深中通道开始建设,虽然深中通道的预算高达400亿人民币,但是相比经过虎门大桥,仍然大大缩短了珠江西岸和东岸的距离,并且配合深圳沿江高速,可以大大缓解珠江西岸到东岸的交通压力。

“香港主要还是担心物流市场被分流,或者深圳对香港构成了竞争。”谭刚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这在以前有过先例,比如深圳的盐田港,确实分流了香港的码头货柜量,导致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很快被新加坡超越,以后又被上海、深圳和舟山超越,从吞吐量看只能排名世界第五。

而谭刚自身经历过的一个事例也能说明问题。“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曾经有一个项目,叫深港论坛,由三家机构来做,包括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香港方面是中央政策组。”谭刚回忆,有一年的议题是讨论深圳和香港的金融合作,“我们把方案设想得很好,但是跟香港方面讨论,他们说,这个议题我们不讨论。他们建议,讨论教育培训方面的议题。他们的担心在于,金融合作会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影响。”

金融是香港的支柱产业和核心利益所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并不容易实现,深圳前海就是一个例子。

2010年8月2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30岁生日当天,作为一份“生日大礼”,国务院批复同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在最初的设想中,打造15平方公里的前海,在深圳这个特区中再造一个特区,不仅让前海成为目前内地开放程度最高、创新空间最广、优惠幅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同时还担当深圳香港两座城市合作交流的试验田。

“刚开始有很多大胆的设想,例如参照苏州和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合作模式,由两地政府间直接合作,或者干脆把土地交给香港来运作,移植香港的一整套法律和经济制度。”郭万达早在2010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由于两地在法制和体制上的明显差异,这类大胆提议在早期就排除了。

“香港政府不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有淡马锡,但香港政府不能直接投资,做不了这个事情。”郭万达坦言,这是一个巨大的体制差异带来的问题。

郭万达认为,这其中有制度原因,也有利益原因,“前海刚开始注重搞金融,香港有点紧张,担心跟中环构成竞争。”

梁锦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坦言:“香港对于前海的参与度真的不是很高,因为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房地产项目。”

“当时深圳政府也找过香港几个大财团,但他们也看不透这块地。”方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比较早地参与了前海开发,“深圳很愿意让利给香港,但是当时不少财团看不透这块地的前景。按内地标准,15平方公里不算大。但如果从香港经验看,15平方公里全部做中央商务区就太大了。中环才几平方公里,还是花了几十年才建成的。”

担心加上看不透,导致港资企业入驻的热情在头几年并不太高。按照前海规划,2014年底将引入1000家港企,但实际在2014年进驻港企不到600家。不过,这几年开始逐渐提速,2016年,这一数字上升至近4300家。

尽管如此,前海仍然面临“七年之痒”,当初设想中的两地产业互补、经济一体和社会共融的局面,在短期内也很难出现。而且最初设计的两地共同开发的模式,也最终只能由深圳主导。

“两地合作,要不就是飞地模式,要不就是合作模式。”郭万达表示,合作模式有深合作和浅合作,而前海和香港的合作,目前看还是浅合作。

在谭刚看来,进入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合作阶段,出现了种种新问题,原有的“前店后厂”模式明显走不通了。“香港服务业只能服务香港人口,来内地以后,很难实现这种转移,因为服务业有特定服务对象,产业特征变化导致合作模式也应当进行创新。” 

而不决背后的体制差异

今年3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参加全国人大香港代表团会议审议时,特别把深圳和香港进行了对比。他指出,三十年前深圳是个小渔村,那个时候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三十多年来深圳按照中央要求抓改革开放,抓创新,迅猛发展,再过两三年经济总量就要赶上、超过香港。

张德江意味深长地问道:香港作何感想?

“香港回归之后,有一些人真的是回归了,但有一些人心没有回归,对内地有一些害怕。每次有一些由中央发起的好政策,他们都是质疑,对香港有什么用?”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健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融入内地38年,林健锋完整见证了整个内地改革开放的脉络。直到现在,他仍然每个月都要奔波于粤港两地之间,对两地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

身为香港立法会议员,他对香港立法会在近几年发生的改变感触很深,“立法会的转变是最近五年来,年轻的反对派,可能受到外国的影响,他们在立法会所讲的,都是美国好、英国好,每件事情都用外国的例子来跟我们讲,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香港立法会的反对派议员热衷于“拉布”(拖延议事),近年饱受外界诟病。去年,香港高铁项目被“拉布”折磨得差点烂尾,到生死关头才获得拨款,逃过一劫。

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比如,香港立法会工务小组2月18日加开会议,第四次审议涉及124亿元港币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拨款。由于反对派议员不断“拉布”,这笔牵涉9000多项政府工程的拨款迟迟无法到位。

不仅香港大量内政项目被“拉布”耽误,尤其是涉及粤港合作的项目拨款,很难通过立法会这一关,成为粤港合作的主要障碍。

因为“两制”的差别,很多合作议题总是议而不决,最典型的是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

河套地区是自1997年深圳河治理完成后,由新、旧河道在皇岗-落马洲口岸东侧围合形成的一块土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

围绕这块湿地,深港双方讨论了近20年,两地商界、政界和学界曾催生过无数个设想,却始终无法往前推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地权争议。

“香港和深圳一直以深圳河中心线为界,这块地本来在中心线以北,属于深圳,但是90年代深圳河治污的时候,把河道拉直,拉直的结果就是这块地落到中心线以南了,管辖权就落到香港范围里。”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主任方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务院在1997年7月1日颁发第221号令,就河套区的权属问题作出澄清,规定业权仍归深圳所有,而香港拥有该区域的管理权。

“为什么香港坚持要土地产权?因为在香港体制下,需要由香港政府来批出这块土地来开发,如果香港不掌握这块土地,没有权力批出这块土地,这里面就存在法律瑕疵的问题。”方舟表示,在香港环境下,存在反对派,会做司法复核,如果在产权上不清楚,会认为香港政府程序上有错误。所以香港政府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问题,一直坚持要把产权弄清楚了再开发。

方舟透露,此前双方一直困于这个问题无法谈拢,直到2015年,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尚在深圳市委书记任上时,才开始真正破题。“当时马兴瑞来香港访问,和梁振英特首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也很重视,认为应该把这块地利用起来。在回去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作了一个比较有魄力的决定,反正都是国家的地,就不要在产权问题上争拗了。”

谭刚坦言,“深圳借助香港这棵大树,对深圳有好处,但有些时候,深圳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

2017年1月3日,蹉跎了20年的河套地区开发终于“尘埃落定”。香港和深圳签署了《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决定在河套地区共同开发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园区土地面积是整个香港科学园的四倍,是香港历来最大的创科平台。目标是吸引高端研发机构、高等教育、创新科研机构等进驻,联系国内外顶尖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科研合作基地。

即便如此,“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开发进度也可能不会太快。郭万达透露,香港有关方面表示,科技园可能要到2021年才能批出第一块地,这背后既有政治问题,也有生态评估和公众咨询的技术问题,同时还有立法会的拨款审批问题。他坦言,这里面涉及体制和文化的差异,“我们这里特别快,香港的问题在于程序周期太长,但一旦开始上马,所有程序都规规矩矩。” 

特首的挑战

很多人担心,随着内地开放格局不断拓宽,香港的优势不再,“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也被打上了问号。

在郭万达看来,这是另一种狭隘。“我们总觉得自己有钱了,但其实和香港比还有很大差距,香港的很多优势是内地城市替代不了的,这一点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他坦言,香港的优势非常明显,天然就是国际自由港,低关税,资本不受限,人才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在法律、仲裁、融资、融券、人民币离岸中心、行业标准等方面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比较优势,“举个例子,下一场暴雨,深圳被淹,香港就没事。”

在他看来,只要“一国两制”存在,香港的优势就存在,所以需要从国家层面长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优势,“香港的角色是一个中介,或者叫联系人,至于是否超级,可能需要看作用能发挥到什么程度,但联系人的角色是毫无疑问的。”

从另一个方面,郭万达认为,香港不能对内地的变化和发展无动于衷,“以前讲国际化是美国化,今天讲国际化是中国化。如今的世界,如果不跟中国做生意,不跟中国打交道,怎么能够谈国际化呢?”他坦言,对于迅速崛起的内地,对于快速变化的深圳,香港不能再无视这个市场,不能无视这种变化,更不能无视这些机会。

香港一些学者对于香港在过去20年中,忽视了与内地的融合也有很多反思。香港著名社会学者吕大乐两年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深刻分析了香港在这方面的不足:“对于内地所可能出现的变化,香港没有正确评估,基本上完全没有准备好要面对内地和香港融合这个大题目……以前的想法简单而且直接,认为只要香港能够保持它的国际联系,继续面向全球经济,将来便无往不利,可以凭着作为全中国最为全球化的城市的地位,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1997年前后,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在香港与全球的联系上,因此大家的讨论,仅限于外国企业会否继续利用香港作为它们在亚太地区的运营总部、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有无下降之类的题目……香港无论在回归之前或以后,都未有评估及预测内地,特别是珠三角的长远发展和它对香港的具体影响。

尽管每个星期都要往内地跑,但林健锋也坦言,内地发展之快超出想象,“改革开放之后的15年,内地确实发展较慢。但最近这15年真是很快,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到内地,也想象不到这些变化。”他说,以前让香港年轻人去内地工作,付出的工资必须是香港的三倍才有人肯去,还要再付额外津贴,“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而如何应对这种快速变化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可能是未来香港面临的最大挑战。

林健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在接受采访的几天前,他刚刚和候任特首林郑月娥有过交谈,“未来五年,她会在经济发展方面多做一点,这点我非常同意。香港最大的资源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创造机会。”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将成为新一任香港特首。对于这位新特首,林健锋表示,已经相识多年,“她的做事风格也是很强,但和梁振英的风格不太一样。”对于新特首,他的建议是,“做特首,听得太多,没有主见,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不听也不好。最重要的是平衡,平衡香港社会发展是最重要的。”

在方舟看来,林郑月娥是公务员体系出身的,以行政干练出名,在执行能力上比较强。他相信下一届特区政府,政策推动会比以往更快一些。

但施政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香港目前的政治环境,以及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决,“在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短期内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怎么把政策往前推进?这是新特首面临的最大挑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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