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文档

读懂广州 | 琴音清越绕梁久,广东音乐步步高

2022-04-19 15:37

广东音乐非遗国家级传承人何克宁在演奏高胡。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在弹奏琵琶。 

“80”后余乐夫是“粤乐摇滚双栖”高胡演奏家。(星海音乐厅供图)

弹奏心爱的月琴,舞出美好的旋律。

沙湾古镇的孩子们在练习演奏广东音乐。(通讯员沙湾古镇供图) 

沙湾古镇上的三稔厅记录着广东音乐的历史。

中国清代广东画师笔下的吹笛女子。

何与年

何柳堂 

何少霞 

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尽显广东音乐的魅力。 

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粤韵周刊》,与您一起领略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领略两千多年包容开放的精神传统,领略绵延不绝的文脉书香;与您一起在历史的光照下,读懂今天,读懂广州,由此坚定文化自信。

广东音乐(又称“粤乐”),是流行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广府方言区的中国丝竹乐种,是岭南文化的三大瑰宝之一,是我国民间音乐的重要乐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东音乐是广府人生活最活色生香的缩影与写照:它是街市茶楼的娱情遣兴,也是大雅之堂的稀松常客;它既有“雨打芭蕉”的闲适、“平湖秋月”的婉约、“彩云追月”的浪漫,也不乏“赛龙夺锦”的豪情与“泣长城”的家国情怀。广东音乐的音色清脆明亮,曲调流畅优美,节奏清晰明快,被誉为“透明音乐”。它是无数海外华人永远无法忘怀的故土乡音。

一百年过去了,广东音乐的底色未改、气质不变,仍是当年的那个“潮牌”。

溯源

沙湾开广东音乐创作之先河

《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熟奏成章

如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蜚声海内外的广东音乐孕育于美丽富饶、河网密布、潮湿温润的珠三角地区。

在广东音乐非遗国家级传承人、著名高胡演奏家何克宁看来,各个地方乐种之所以有不同的特色和韵味,与当地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方言的声调息息相关。广东音乐之所以能受到人们的喜爱, 是因为其旋律流畅优美,曲式结构严谨,题材多取自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有独特的韵味,这种韵味的形成,与白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在南海、番禺、顺德一带,人们说话抑扬顿挫,忽高忽低、平仄交替、明朗悦耳。有人说“南番顺地区的人吵架也像唱歌一样”。

“文字的发音有其声必有其调。广州地区的方言发音直接影响着广东音乐的旋律与韵味。在这些地区流行的‘龙舟’‘木鱼’‘咸水歌’与‘中山民歌’等,和我们生活中的民谣、童谣、劳动号子、买卖经商的叫喊,都成了广东音乐创作的旋律宝库。”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认为,广东戏曲、民歌与器乐平行发展、交叉影响和相互借鉴,促进了广东音乐的诞生。

业界普遍认为:明代万历年间,外省音乐文化(包括中原古乐、弋昆牌子曲、江南小曲、小调等)全面传入珠三角后,受本土语言、风俗、人文、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在“胚胎”中的本土音乐文化慢慢融合。明清时期,木鱼歌、粤讴、南音等民间戏曲在岭南空前繁荣,民间乐社、八音班等纷纷涌现。

广东音乐的正式形成,应当自清代嘉庆年间南海人招子庸编写《粤讴》算起。该书是招子庸在广州搜集歌伶咏唱的民间唱词俚句汇编而成。全书共121首乐曲,以粤语韵律加以变调整理,以粤地方言谱词。

清代咸丰至宣统年间,广东音乐尚处在孕育期,未能自成一体。在这一时期,以番禺沙湾人何博众为代表的民间音乐爱好者把北方乐曲和粤讴、南音及粤剧的曲牌、杂曲等熟习于心,互相引奏。在充分借鉴民间音乐艺术的基础上,他们以生活体验为依据,创作了一批广东音乐作品,如《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这些作品只是作者在心里自编成谱,用口说明曲意,用手奏曲——熟奏成章,还没有用谱记录。擅长扬琴的著名艺人严老烈自创“右竹法”,以“加花”(修饰旋律的手法,是演奏者对原曲进行的二次创作)的手法,改编创作了《旱天雷》《倒垂帘》《连环扣》《归来燕》 等经典作品。

随着严老烈、何博众等早期著名作曲家兼演奏家创作的首批广东音乐作品问世,广东音乐完成了器乐化过程,组合形式和演奏技法日趋成熟。

繁荣

“何氏三杰”创“典雅派” 一代宗师吕文成制高胡

民国初年,沿海经济繁荣催生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西学东渐也促进了粤曲的创新。这一时期人才鼎盛、创作繁荣,涌现出被称为“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他们都是何博众的后人。

以何柳堂为代表的作曲家收集与整理了广东音乐的早期作品,把曲子用谱记下来,并加以提升。如《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曲,经何柳堂整理提升后,发出了夺目光彩。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何柳堂又写下了《回文锦》《七星伴月》等曲。从何博众时期手弹、口授、耳听、心记到何柳堂的承上启下、整理提升,再到何与年、何少霞富有个人特色的创作,沙湾数代何氏音乐人以中原音乐为根,以民间艺术、歌谣等为营养,在继承前人音乐特色的基础上,吸收粤剧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强调节奏的转换、旋律的优美、音色的华丽、调式的变化,以曲抒情,终成别具一格的“典雅派”。

番禺沙湾能成为广东音乐的发源地之一,沙湾何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得益于富裕的经济条件、开明的思想和活泼的民间艺术,沙湾何氏族人不仅能文能武,还能歌善舞。何氏音乐清新典雅、委婉柔和、自成一体,从“琵琶大王”何博众到享誉中外的“何氏三杰”,他们成为广东音乐的开拓者、改革者、传道者。《雨打芭蕉》《赛龙夺锦》《饿马摇铃》等名曲从这里奏响,传奏至今。

从《粤讴》问世至20世纪20年代,粤乐的乐器主要由二弦、三弦、竹提琴、月琴、扬琴、喉管、笛、箫等组成。这个时期也是粵乐的硬弓(坚硬粗响的乐器)时期。沙湾何氏历代名家都是琵琶高手,如首创“十指琵琶”弹奏技法的何博众被称为“琵琶大王”,何少霞被称为“琵琶精”。

何柳堂后来在香港任广东音乐和粵剧教师多年,粤乐名家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四大天王”都曾拜在其名下学艺。

如果说“加花”是广东音乐演奏技法上的丰富与改变,那么,一代粤乐宗师吕文成让广东音乐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20世纪20年代,20岁出头的吕文成做了一次大胆改革:他把二胡的丝质外弦用小提琴的钢丝外弦代替,音域提高了四度,并用两膝夹住琴筒拉奏。正因这一创举,高胡成为广东音乐的主奏乐器。以高胡为主奏的“软弓组合”逐渐取代传统以二弦为主奏的“硬弓组合”,成为主流。

当时的一位沪上名记者写道:“二十年代他(吕文成)在上海音乐社个人表演扬琴独奏《梅花三弄》《小桃红》两阕,听众们如痴如醉……至今传诵不衰……二胡独奏《双声恨》《昭君怨》将终,掌声响彻全场。”吕文成大获成功后,被听众誉为“二胡博士”“二胡王”。

传播

扬名于上海 广东音乐传遍五大洲

全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陈锦昌曾指出,吕文成是创作广东音乐作品最多、作品最为流行的音乐家。

《步步高》在沪上写成

20世纪20年代,吕文成在上海的茶座里写出了“舞蹈粤乐”《步步高》,在坊间大受欢迎。这首曲目的头三个音“335”是粤语“步步高”的谐音,寓意“步步高升”的吉祥兆头。该曲演奏时在两个八度音域中充分发挥高胡技巧,给人以步步高升之感,“八度大跳”的旋律多次出现,更是让人精神振奋,因此大受热捧。

《平湖秋月》是吕文成创作的另一首名曲,被称为《步步高》的“姐妹篇”。有乐评人表示,《平湖秋月》旋律委婉、节奏多变,“既饱含江南音乐华丽明亮的韵致,又采用岭南音乐行云流水的走指及圆润的长弓和弹性的短弓,形象地描绘出他(吕文成)在杭州西湖感受到的‘江天一色无纤尘’的幽美境界”。

1932年,吕文成离开上海,定居香港。抗战期间,吕文成创作的《泣长城》《樱花落》《送征人》《台儿庄之战》等抗日乐曲,极大地激励了国人的抗敌斗志。

吕文成为什么会在上海学习粤曲并成名?原来,吕文成出生于中山,3岁时就跟随养父远赴上海。吕文成的音乐启蒙之路颇为特别——他在沪上做童工,受到附近茶楼里粤剧与粤曲表演的耳濡目染,从而爱上了广东音乐。

与他的经历有所相似的是,广东音乐同样发源于珠三角,也同样扬名于上海。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执行院长刘瑾教授认为,广东音乐风行上海,是广东精英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合璧联珠。“当时广东人在上海的社会地位很高,广东音乐非常容易被接受。”

1918年,上海首个广东音乐社团——“上海粤侨工界协进会音乐部”成立。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沪上已有30多个广东音乐社团。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一跃成为亚洲唱片业重镇,北上的广东音乐得益于此,迈入全盛时期。随着唱片销往全国各地,广东音乐也在全国扬名。

伴随华侨脚步走向世界

借助工业文明的力量,广东音乐风靡全国,广州、香港、上海、沈阳、天津、西安等地都成立了研究和演奏广东音乐的音乐社,尤其是上海和香港,茶楼和舞厅里都有广东音乐伴奏。

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副教授、广东音乐文化研究专业硕士生导师吴迪2005年第一次去天津演出,当晚全场满座。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告诉吴迪:“我是‘留学生’——听着留声机学广东音乐的学生。”

伴随着华侨的脚步,广东音乐传播到了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在海外,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广东音乐是海外华人与故土之间的情感纽带。漂泊海外的华人,即使与故乡远隔万里,耳边萦绕的仍是熟悉、温暖的乡音。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他去欧洲演出,广东籍侨民希望他弹奏广东音乐名曲《平湖秋月》,他不会弹,问去哪里学,对方告诉他去广州,于是他毅然南下。从此,安徽人方锦龙在岭南扎根。

广东音乐十大名曲

《旱天雷》

《赛龙夺锦》

《雨打芭蕉》

《步步高》

《平湖秋月》

《孔雀开屏》

《小桃红》

《双声恨》

《鸟投林》

《彩云追月》

余音绕梁

——清·招子庸

君呀,

你既写花容,

先要晓得花的意思。

青春难得,莫误花时。

我想绝世风流都冇乜好持。

秋风团扇,

怨在深闺。

写出万叶千花,

都为情一个字。

唔系你睇侯公子李香君,

情重正配得意合佳期。

广东音乐独特韵味的形成,与白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南海、番禺、顺德一带,人们说话抑扬顿挫,平仄交替,明朗悦耳,有人说他们吵架也像唱歌一样。

广东音乐具有“轻巧、柔美、华丽、细腻、浓郁”的独特风格,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与传统的审美情趣相一致;旋律优美、节奏清晰、悠扬动听,使之能雅俗共赏。

传承

乐团相继成立 花城万家管弦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音乐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中国唯一以省份命名的民族音乐。专业研究机构和专业演奏团体相继成立,如广东民族乐团、广东音乐曲艺团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广东音乐开始逐渐形成大型乐队结构,并制定了三种乐队编制——小组奏、中组奏、大合奏。大型乐队形成后,也引进了乐队指挥。一批名家创作出《春到田间》《山乡春早》等优秀作品。其中,刘天一被誉为“广东高胡第二代传人”。他演奏《鸟投林》时,一改前人用“呌子”模仿鸟鸣的技法,改用高胡的高音区演奏。为了更好地把握鸟啭之音,他常到郊区、公园聆听鸟鸣,认真揣摩,最后运用特殊弓法,模仿出比呌子更为逼真的鸟鸣。

据史料记载,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到广东目睹了民间音乐的盛况后,写下了“千顷良田千顷蔗,万家灯火万家弦”的诗句。

其实,无论是新年贺岁,还是重大活动,都有广东音乐的“身影”:《彩云追月》曾跟着神舟六号“上天”,丰富了两名航天员的太空生活;《步步高》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伴随着各国运动员代表队入场……

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被称为“广东高胡第三代传人”,是当代广东音乐的领军人物。音乐界评论余其伟的演奏“开拓了中国高胡艺术的新格局”。他领衔的“余其伟广东音乐演奏组”是艺术水准最高的广东音乐“五架头”组合,近40年来足迹遍布海内外。

广东音乐不断取得新成就。1995年举行了第1届广东音乐创作大赛,至2017年共举办6届,优秀作品不断涌现。这些作品既保留了广东音乐的传统旋法特征,在曲式结构及和声布局上又颇具新意。

2006年,广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推出了广东音乐《岭南变奏》,大胆起用北方新生代作曲家,重新解读岭南音乐传统,结合了交响乐、爵士乐的技法和节奏,对粤乐和潮乐名曲进行“拼贴”,使其表现力更为丰富,从侧面展示了广东音乐的包容、创新。

创造

80后“粤乐摇滚双栖”

近年来,新技术、多元审美、艺术创新使广东音乐的发展之路更广阔。新腔与古调“同在”,前卫与传统融合——音乐人正在不断探索守正创新的道路。

近年来,国乐艺术家方锦龙成了国乐“顶流”。2019年B站跨年晚会上,方锦龙单枪匹马,和由著名音乐人赵兆指挥的百人乐团“斗乐”。曲目纵贯古今、横跨东西,既有名曲,又有电子游戏配乐。方锦龙使用多种中西方乐器,甚至“实力打脸”——拍着脸皮演奏。一众“小青年”叹为观止,献上满屏弹幕:“壮哉我大国乐”“鸡皮疙瘩掉一地”“老爷子太厉害了”。

方锦龙在传统艺术和现代元素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引领“国风”“国潮”。在他看来,“把广东音乐包装好,就是一种新的时尚”。

“沙湾何氏几代音乐家的创作,往往信手拈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灵感,挖掘题材,这是很值得我学习的。”他说,“20世纪30年代,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勇于吸纳西洋音乐,并进行巧妙融合,这种‘无论西东、包容革新’的精神对我也非常有启发。”

广东音乐发展到现在,合奏最常用的是“五架头”。方锦龙自从复制了当代五弦琵琶之后,一直用五弦琵琶演奏广东音乐。“广东音乐鼻祖何博众当年就以琵琶为主要乐器,尤其是他的‘十指琵琶’绝技,技法灵活、指法创新、变化多端,非常了不起。可惜后来这种技法失传了。我正在研究‘十指琵琶’技法,希望能够恢复和继承。”方锦龙说。

在传承、创新的道路上,有方锦龙这样的60后“国乐顶流”,也有余乐夫这样“粤乐摇滚双栖”的80后高胡演奏家。

余乐夫是高胡大师余其伟之子,十六七岁时爱上了摇滚。后来,他逐渐发现,“有种微妙感觉,只有民乐能给”。2003年,余乐夫携手吴迪、李志成、郎平、童绍民四位热爱广东音乐的演奏家,创立了“南亭会粤乐团”。19年后,“南亭会”已成为广东音乐演奏组合的“天团”,被誉为新一代的广东音乐继承者。

作为乐团的艺术指导,余乐夫表示:“我们只做一道菜——本土广东音乐。我们从大学组团直到现在,对这片土地无比热爱,因此很努力地为这片土地上的艺术留下一些成果, 哪怕只有一点。当我们用心感受来自全世界的精彩,就具备了把广东音乐‘玩’得更讲究的条件。”

年届七旬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专家、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周凯模从事相关研究已有40年。他说:“传统不是僵死的事物,音乐文化是活态的,它必然一直流动。就像江河,碰到一座山,它要转个弯,碰到一条沟,它要往下沉,然后不断汇合其他支流,一直向前走。同样是广东音乐,余乐夫和当年吕文成所做的显然不同,但内在的‘乐脉’一直在那里。”

根脉

沙湾粤乐后继有人

行走在沙湾古镇,街头巷尾不时传来婉转的乐曲声,这是街坊邻里组织的私伙局在开唱。近日,记者在沙湾镇走访两名广东音乐传承人,一老一少,与他们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

据悉,改革开放以来,沙湾镇将传统广东音乐发扬光大,沿用广东音乐大师何柳堂之名,成立了“柳堂乐社”,推动全镇的广东音乐、曲艺活动。沙湾先后自发组成并恒常开展活动的私伙局、群众音乐团体近10个,公开展演及参与各级比赛,其中有沙湾广东音乐研习社、翠园乐社、沙湾青萝乐坊等,各个学校还组建了少年民乐队等,传承广东音乐“典雅派”的优良传统。

70多岁的何滋浦是地道的沙湾人,曾在育才小学教授民乐多年。他成立了广东音乐研习社,将以前来自育才小学民乐队的学生组织起来。每个星期五,他们都会聚集在三稔厅,组织音乐私伙局活动。

2020年,在沙湾文体中心组织下,何滋浦为抗疫献上了3部曲艺作品——《逆行者赞》《南粤杏林春》《龙舟》,用音乐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

作为“非遗”沙湾何氏广东音乐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何滋浦常把沙湾的音乐比作一株大树。“沙湾的音乐有盎然的生长力,也有柔弱的一面,因此要用心培养下一代。当他们长大之后,年轻人也可以撑得起沙湾的音乐。”

“我父亲擅长广东音乐,精通多种民族乐器,还会制作乐器。小时候,父亲每天晚上都会邀请朋友一起来家里演奏广东音乐。” 青萝乐坊创始人张锦威这样回忆儿时对广东音乐的记忆。

2015年,7名沙湾本地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专门演奏、练习和研究广东音乐的小型乐团——青萝乐坊。这些年轻人或是80后,或是90后,且都在儿时参加过民乐团,学习演奏广东音乐。乐坊成立后,张锦威负起了传承人的责任,走进多所学校,教授广东音乐。

张锦威还告诉记者,沙湾青萝乐坊的所有乐器、道具和演出服都是自己凑钱购买的,没有任何单位资助。“乐坊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每个人虽然都很忙,但每次都会准时出现在排练现场,这背后是对广东音乐的热爱与责任感。”

“传承广东音乐,沙湾后继有人”,这是张锦威的微信个性签名,也是他的追求。“要到全国舞台、世界舞台上去演奏沙湾的音乐。”他说。

鉴赏

平民意识 俗世感情

到底是什么孕育了广东音乐的神韵?高胡名家余其伟用“平民意识、俗世感情”来概括广东音乐的文化品格和美学特征。“广东音乐较少像中原文化、北方音乐那样深厚苍凉,多写津津有味的生活小景、花鸟虫鱼、个人情怀、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所以它亲民、亲切、通俗、朗朗上口,比如《步步高》,全世界都懂。”余其伟说。

广东音乐的题材多源于现实生活,人们将对生活的感悟借助音乐表达出来,而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都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流露出自然活泼的生活情趣。比如,《雨打芭蕉》描绘初夏时节雨滴敲打蕉叶的情景,堪称南国情趣的初期代表;《赛龙夺锦》取材于端午节南国水乡赛龙舟紧张、激烈的场面,表现了劳动人民勇敢豪放、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孔雀开屏》描写孔雀姿态华美、色彩绚丽的开屏过程,比拟一种祥和幸福的气氛,生机盎然……广东音乐多姿多彩地表现平民情感,融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广东音乐是一种乐曲标题与内容表达完全吻合的标题音乐。粵乐旋律很强调调性和音程的协和,曲调优美动听,擅长抒情,又容易记忆。在乐曲结构上,广东音乐以简驭繁,主题思想突出,表现方法多样。因此,广东音乐作品大多短小精悍,自由伸展。

比如,《彩云追月》小巧精致,用弦管合鸣表达浩瀚夜空中云彩的悠然自得、从容不迫,间杂木鱼、吊钹衬托夜空寂寥空旷,用乐器间应答式的对话突出“追”字,仿佛云月嬉戏,赋予画面以动感,意趣盎然。

广东音乐中灵动的市民情调,透露出广府人怡悦自得的生活态度,又体现海洋文明之开放兼容。

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曾表示,广东音乐具有 “内生的现代性”。孕育于近代中国,与城市发展并进,广东音乐蕴含的世俗精神、审美趣味和变革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故广东音乐的艺术形态,不论内容、形式还是创作主体,都呈现出有别于其他传统乐种的现代特征。

辞典

广东音乐: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等地的一种民间器乐形式。因广东还有潮州音乐、客家汉乐等其他民间乐种,因此,广东音乐仅指一种特定的狭义性质的器乐合奏形式。

广东音乐的乐器:以高胡为主奏乐器,加上扬琴、秦琴、洞箫、椰胡,被称为“五架头”。在高胡名家余其伟看来,这其实与弦乐四重奏、铜管五重奏等西方经典的室内乐形式相似。

20世纪30年代以后,用西洋乐器演奏粤乐的表演形式开始盛行。据统计,粤乐曾经使用过的西洋乐器包括小提琴、萨克斯、木琴、吉他、小号、钢琴、爵士鼓等,多达41种。

——引自广州日报∽读懂广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