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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原副部长:关进秦城监狱,不完全看级别

原标题:司法部原副部长:关进秦城监狱,不完全看级别

曾在司法部主管监狱工作的张苏军,畅谈了监狱对贪官的管理、今年999名罪犯春节离监探亲、司法部门与律师之间的关系等话题。

谈到监狱对入狱贪官的管理时,张苏军直言,对入狱官员在管理上有一定的宽松度,主要是防止他们自杀。但在法律执行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这些方面,对他们的管理是严于普通犯人的。

关秦城监狱,不完全看级别

“政事儿”(微信ID:xjbzse):十八大后,许多官员在反腐浪潮下落马。网上有一种说法,现在贪官太多监狱不够用了,你怎么评价这样的说法?

张苏军: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十八大以来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职务犯罪大幅度上升,但是职务犯罪在整个犯罪中间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我们每年入狱的犯人有30多万,80%是盗抢骗诈这一类侵财类犯罪。职务犯罪占的比重还是很小。

而且,职务犯罪有各种处理方式,比如说开除党籍,降级降职,开除公职等。即使是判刑的,也有判三缓四等等。真正判刑送到监狱里的,占职务违法犯罪的比例也是不高的,总量占每年服刑犯人入狱的比例很小。所以不存在监狱关不下的问题。

“政事儿”(微信ID:xjbzse):现在一提到高级别的官员入狱,大家就会想是不是关到了秦城监狱。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张苏军:不一定都关秦城。秦城的话,不完全是看级别。据我所知,当时留秦城(监狱)的主要目的是国家安全问题。1983年,体制改革的时候,把监狱从公安划到司法行政,就留了这一所监狱——秦城监狱。当时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罪犯。

现在这些罪犯也是重大的国家安全犯罪。当然秦城后来几次扩建,也是增加了(关押的)贪官。贪官到一定级别之后涉及国家秘密,掌握国家的内部情况。所以我认为他们一定级别的人关到秦城,不是因为他的级别,而是因为他知道的那些事儿,必须要关到秦城,不能跟其他犯人混在一起。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不是说要给他们什么待遇。

秦城里面不仅仅关有某个级别以上的,级别很低但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也关在里面。比如说有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把国家的军工信息泄露了,也关在里面。有的是办公室主任,有的是核心的军工部门的,一些科级干部甚至是档案员都关在里面。

当然大部分是一定级别以上的,但是我认为把他们关在里面,不跟其他犯人串在一起关押,不是因为他的级别需要给他享受什么待遇,而是因为他涉及到国家机密,不能跟其他人关在一起。

“政事儿”(微信ID:xjbzse):贪官在监狱里受到的管理是怎么样的?会受到优待还是严管?

张苏军: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年老体弱,在管理上比较宽松,他跑的可能性是没有的。电网是有的,不是摆设。所以在管理上有一定的宽松度,但是也是很严格的。对他们的管理,主要是防止自杀。他们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判了刑之后思想一落千丈,他们的落差比江洋大盗大得多。贪官的生活待遇社会地位下降得很厉害,从座上宾到阶下囚,他们的问题不是逃跑,不是打架斗殴,而是怕他们自杀,所以盯得很紧,这个管理的特点不一样。

但是在法律执行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这些方面,是严于普通犯人的。所以说总体上是宽严相济的。

做好罪犯离监探亲工作最重要的是前期甄别

“政事儿”(微信ID:xjbzse):今年全国27个省(区、市)311所监狱批准999名罪犯春节离监探亲,你如何评价这个措施?

张苏军:我是点赞的。这个措施有利于这部分罪犯改造,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和家人团聚,稳定家里人的情绪,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据我所知,这999名罪犯中,很大一部分家里都有老人病人残疾人。他们这些人长期没有条件(家属探监),所以让他们回家探亲实际上是方便了他们亲属中特殊的群体。

比如说家属去探监,一次只能去两三个,还要花路费。所以让他们回去。而且在春节这样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起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效果,也有很好的法律效果。对这些罪犯来说,他们感激政府积极改造,对其他的罪犯来说他就是一个榜样。只要改造表现好,以后也会享受这样的待遇。

“政事儿”(微信ID:xjbzse):这些罪犯是如何挑选的?

张苏军:肯定是表现很好的,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这个是严格的挑选,我们有将近150多万名罪犯,中间挑900多人,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据媒体报道,北京监狱停了6年罪犯春节离监探亲,其他一些地区也停过。之前为什么会停止这项举措?

张苏军:停主要是因为怕安全上出问题。应该说某种程度上说有这种担心,怕少数罪犯出去以后再出一些事儿,如果不回来又造成一些事儿。实际上,张军(司法部)部长来了以后,经过仔细的甄别,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了,实践证明也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张军部长敢于担当。

“政事儿”(微信ID:xjbzse):张军在部长通道上说,999名罪犯都回监了。如何保证离监探亲的罪犯回监?

张苏军:最重要的就是前期的甄别,在甄别环节做好。另外,也要对罪犯本人和他的家人的思想工作都做好。这样一来就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提高假释比例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政事儿”(微信ID:xjbzse):张军部长提到,以后要大幅提升可假释罪犯的比例,你怎么评价这个做法?

张苏军:司法部提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由来已久。我在司法部分管监狱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在很多场合呼吁过提高假释比例。现在条件更加成熟了。罪犯假释了以后就纳入到社区矫正去了。我们的社区矫正现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机构健全、人员充实、专业人员配备合理,已经实行了十多年,这个条件很具备了。这样一来通过提高假释比例,我们的社区矫正系统,完全有能力接收更多的假释人员,接收和管理改造假释人员,这样就能减轻监狱的压力。

直接来说,就是降低我们的行刑成本。在监狱里面,国家财政要进行大量投入。每一个监区的床位投资要若干万,发达地区要数十万,边远地区也要三五万。另外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免费提供食宿这些日常费用,一个罪犯一年也要好几万。所以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支出就减少了。

“政事儿”(微信ID:xjbzse):除了降低行刑成本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考量?

张苏军:一个是降低行刑成本,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我们国家是教育改造罪犯的方针,不是单纯的惩罚罪犯,而是要把他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合格公民。

我们的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惩罚。惩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把他改造成为合格的公民。假释有利于他回归社会,因为通过假释,他可以提前有条件地回到社会。我们统计,罪犯刑满以后重新犯罪,最高的发生率是在刑满以后的一年以来。为什么是在一年之内?很多罪犯关了几年后,对社会完全陌生,不适应社会。这样一来往往就铤而走险,为了生存又重新犯罪。

怎么让他们重新适应社会?假释就是这样一个制度,让他先回来。假释不是没人管了,而是有人管的。有人管他同时也有人帮他。社区矫正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他管理他,同时帮扶他。比如说,我们设有中途站。对于假释人员,如果无固定住所无直系亲属无工作单位的三无人员,我们提供免费食宿,并且帮他寻找工作,帮他们度过出狱后最困难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更大的意义在于帮他们回归社会。这个社会成本的降低比行刑成本的较低,意义更大。

司法部门与律师之间有对立的情况是极个别的

“政事儿”(微信ID:xjbzse):司法部门与律师之间有时会有一些对立情绪,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苏军:司法机关与律师之间是服务和管理的关系。有对立的话是极个别的。在全国30万律师中,是以百为单位,上不了千的。

我们主要是管理律师,另外给他们提供服务。近年来我们在律师执业保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跟有关部门一块出台政策,在律师的取证方面,解决律师取证难、探访难的问题,解决律师事务所很多的优惠待遇,包括降低律师的税收。

律师是一个职业,所有的律师不管多大年纪,都要不断学习。新的法律不断在出台,他都要学。而律师的学习费用是很高的,我们对律师参加境内外培训班,参加专业培训听讲座,这些只要你有发票,都能在个人所得税里面抵扣。这就是鼓励他去学习,知识更新,因为他是个知识产业。

另外,社会上有一些对律师的暴力行为,我们在律协有维权委员会,维护他们的权利。

来源:“政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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