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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节点访华,“另一个安倍”不能不提

编者按

安倍终于来了。12年前第一次来到北京时,他刚刚成为日本最年轻的首相,如今的他已成功连任自民党总裁,并有望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久的首相。

时隔7年,日本首相终于完成正式访华的心愿,在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年的关键时间节点,安倍这段旅程从开始之初,就已注定并不平凡。然而,除了安倍晋三,还有一个人的身影贯穿始终,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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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田机场晴空万里。已经有七年没正式访问中国了。虽然中日间存在着种种的问题,但也正因此,我们之间才更应该敞开心扉,坦率地交谈。借此次机会,我想把日中关系推进到新的阶段。”

当地时间25日下午12时44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乘专机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临行前,他发了这样一条推特,感慨颇深。

自抵达北京以后,安倍连续参加多场“重量级”活动,包括刚下飞机出席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

事实上,安倍晋三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渊源颇深,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78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安倍晋太郎肩负重任,力排众议,积极推动中日缔约,并直接参与条约拟定。恰巧,他就是安倍晋三的父亲。

今天,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就跟小伙伴们说说这段往事。

晋三之父

安倍晋太郎出生于1924年,是二战结束后著名日本政治家,曾任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要职。其父安倍宽是二战前著名的反战议员,因反对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行径,被称为日本政界“有骨气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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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太郎

但安倍晋太郎的成长道路并不平坦。他出生85天时,父母离异,他跟随父亲回到山口县,终身没有见过母亲。1946年父亲因骨癌病逝时,晋太郎尚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依靠亲戚接济才完成了学业。

受到父亲的影响,晋太郎早早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194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去日本全国性大媒体——每日新闻社求职,面试官问他:“你一生中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晋太郎毫不犹豫地回答: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和平主义政治家。

这样的政治观点与其岳父、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可谓是背道而驰。岸信介是姿态强硬的右翼政治家,也是二战日本甲级战犯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引发日本国内怒火,最终以辞职收场。

尽管晋太郎一直担任岸信介的秘书,但他不愿生活在岳父的政治阴影下,因此在决定参选议员时,差点选择离婚来对选民宣示立场。

晋太郎与岸信介最大的不同,就是外交立场迥异。1957年岸信介上台后,改变了鸠山一郎、石桥两届内阁重视对华关系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活动,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坚持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

而晋太郎则为日本外交立下了不少功劳,尤其是他倡导的“创造性外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前所长高洪告诉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在对华关系上,安倍晋太郎也是有着足够的好感和关心。他曾明确提出,“中国终究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国家。与一个人口十亿以上的国家保持稳定的关系,不仅对于日本,乃至对于亚洲都是重要的。”

缔约之争

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都经历着不平凡的变革,中国外交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在各个方向打开了不少新局面。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作出了“先复交、再缔约”两步走的安排。

在这一时期,安倍晋太郎等一批日本政治家开始关注中国,并潜心修补中日关系,为缔约做前期准备。

1974年,两国把缔约问题提上了日程,但缔约谈判却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史过程。由于中日各自国内因素,缔约谈判实际上一度中断。

1976年底,福田赳夫出任首相,他托人向中国传达了“尽早举行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的意愿。邓小平回应说:“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尽管当时缔约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仍持坚决否定态度。当时,时任外相园田直来北京沟通,日本右翼分子威胁要杀害他,其极端手段可见一斑。

1977年11月,安倍晋太郎被委以重任,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其中一项关键任务就是说服反对缔约的右派。晋太郎在右翼势力间来往游说,破费思量。

1978年7月21日,中日谈判正式开启。时值盛夏,外面骄阳似火,谈判厅内的政治温度同样很高。双方都抱着早日达成一致的强烈愿望,谈判加紧进行,但在具体的案文表述上还是费尽周折。

此后的22天中,双方举行了16场会谈,紧锣密鼓,短兵相接,但双方都努力扩大共识。邓小平曾指出,“要力求达成协议,中断和破裂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不利。同时也要做好达不成的思想准备。”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分别审批通过后,10月23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

历时6年筹备,中日终于缔约。

传承之钵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世界为之侧目,重要功臣安倍晋太郎在日本政坛声名鹊起。1982年,他被任命为中曾根康弘内阁的外相,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次子安倍晋三正式步入仕途。

当时,安倍晋三在东京八重洲总公司出口部工作,每年负责几十亿日元的项目。但晋太郎让儿子辞掉工作,来外务省当自己的秘书,满怀对他的期望与栽培之意。

于是,安倍晋三开启了外相秘书的生涯,频繁随父亲出访世界各地,“父亲外访39次,我随行了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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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右)与其子安倍晋三在一起。   

这一时期,安倍晋太郎推动胡耀邦访日,随同中曾根康弘访华,并保持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安倍晋三则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理解父亲的外交方式。

在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时,安倍晋三曾提到,“30多年前,李总理还是二十几岁青年的时候,曾经作为中国青年访日团的副团长第一次访问日本,我父亲举行欢迎宴会,宴请代表团。我作为父亲的秘书也参加了这一次宴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李总理。那时,我也是一个青年。”

中日缔约后,安倍晋太郎还推动日本政府开展对华援助(ODA),这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8年,日本为对华ODA提供了3万多亿日元(约300多亿美元),最高峰时占到了外部援助的80%以上。

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ODA款项中相当大一部分被用于建设一大批规模大、周期长、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占用资金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中日友好医院、中日环境中心等,也都是由日本的无偿资金援助建设的。

近距离观察父亲的外交方式,对安倍晋三有着深切影响,给他提供了为人处世的样板。安倍晋三的母亲洋子曾表示,他的政治理念更像父亲晋太郎。

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当选首相,就任仅12天就对中国展开“破冰之旅”,打破了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造成的外交僵局,收获日本国内不少掌声。安倍还主动表示将继承“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并多次就日军战争罪行道歉,称日本人已“将这些教训牢记在心”。

不过后来的闹剧,小伙伴们也都知道了,《环球时报》评价那一段时间日本对华关系的反转为:“挺滑稽的一件事”。

安倍之意

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波折,但最近一年多,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持续改善,逐渐步入正常轨道,面临改善发展的重要机遇。

去年,安倍晋三许下4个愿望:年内恢复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实现李克强总理访日、希望2018年访华、邀请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下半年访日,从而全面恢复中日两国高层互访机制。

如今,安倍晋三在中日缔约40周年的重要节点得以访华,不仅实现了他的第3个愿望,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父辈的和平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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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安倍来华,随访的还有超过500多位企业界精英。26日上午,两国举行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其间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

正如前文所述,安倍晋三赴华前在推特中提到,愿将中日关系提升至“新阶段”。

高洪告诉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这个“新”字用得很巧,相对于“旧”,其间含义一言难尽。简单地说,两国之间形成了新的共识,确认互为合作伙伴,在具有很高互补性的经贸、科技和第三方合作市场方面携手向前走,在取得政治互信的基础上,把过去的竞争转为共赢。

不过,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初晓波看来,中日关系如欲致远,必先行稳。

从经济领域看,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后危机时代的调整期,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过程中贸易投资增长放缓,债务问题和货币利率风险增大,不论是谁在这样的背景下都难以独善其身。

从军事安全领域看,现存两国领海、岛屿、防空识别区等争端难以短期彻底解决的情况下,两国已经就避免出现偶发性冲突建立“海空联络机制”进行了长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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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的确横亘着众多问题,曾经阻碍中日关系深化的敏感问题今后仍有可能激化。

作为身系亿万国民重托的政治家,安倍应该超越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在中日缔约40周年之际登高望远,去探索两国之间可持续的、不轻易受第三方和突发因素左右的稳定信赖关系。

未来的中日关系,安倍将其形容为一艘大船,颇有风雨同舟的画面感——“与中方一道共同努力,使友好合作发展的航船向前,再向前。”25日下午,安倍在人民大会堂演讲时如是说。

从安倍晋太郎到安倍晋三,40年间,日本对华关系的态度曾数度被推到波峰,也屡屡跌回到波谷。如今,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安倍政府终于转舵与中国相向而行,中日共同完成了40年历史的穿越,开创了新发展的良好局面。

来源:长安街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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