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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总"执掌千亿国企 他们会是谁的"影子"?

对广大80后、90后而言,周末最为吸睛的新闻,莫过于“千亿国企的年轻董事”了。

看到同龄人已身居如此“高位”,正在忙着给“双十一”囤货的岛友们,想必心里和经济ke一样五味杂陈。

11月4日,西安高新区财政局作出最新回应:高新区纪工委已经介入,正在调查广大网友质疑的该三人担任西安高新控股董事长、董事的年龄、学历、资格和社会背景是否合规,以及该局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纪违规问题,一旦发现存在违纪违规情况,将严肃处理。

此外,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已决定对该三人停职并启动相关法律程序。

嫩总执掌千亿国企 他们会是谁的影子?

经济Ke还注意到,除上面所说李甜、赵雪莹、朱玥三人外,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还有4名董事,均为“80后”。其中最大的1981年生人,最小的1989年生人。四人均从2017年11月15日起任西安高新控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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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总资产超过千亿元的国企,高管却是一水的80后、90后,有何“隐情”?

在调查真相水落石出之前,这几个年轻高管的“上位”和“下台”尚是迷雾。但清晰可见的是,此事折射出当下国企改革中行政和市场的边界依然模糊,国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之路依然漫漫。

“影子”高管

舆论漩涡中的李甜、赵雪莹、朱玥三人分别出生于1984年、1993年、1995年。此前李甜为西安高新控股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赵雪莹、朱玥均为董事。

公开资料显示,西安高新控股成立于2003年10月,注册资本11.3亿元,其中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占出资总额70%,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投资服务中心占出资额30%,由高新区财政局负责管理。截至2018年6月底,高新控股公司总资产1270亿元,净资产4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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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年轻人是否拥有担纲一家大型国企的能力,经济Ke不敢妄加评测。毕竟别小看80后,80后最大的也38岁了,最小的也快30岁了。也别小看本科毕业什么的,毕竟像比尔盖茨这样从大学辍学创业,成为世界首富的例子太过励志。?

但即便如盖茨这样万里挑一的人物,走入社会的相当长时间里也是以技术天才示人,并未展示出太多管理天赋。反观西安高新最年轻的一位董事,95年生人,大学毕业仅一年,显然不太可能凭借太多工作资历或管理经验身居高位。

引爆舆论的,自然是对这些年轻人们“背景”的猜测。如很多网友下意识般质疑的那样,也许是因为“背后有人”,让他们年纪轻轻坐上了这样的岗位。一位网友的评论颇为抢眼,“同样的年龄,我们还在起跑线上,人家已经到终点了。”

对此,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声明称,本次舆论关注的李甜等3人,并无特殊家庭背景,整个任职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打招呼等违纪违规现象。此外管委会还特意“曝光”了这三位高管的待遇情况。“李甜目前月工资4351元,朱玥目前月工资3600元,赵雪莹目前月工资4200元,在任职前后薪资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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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多元的月薪,管理过千亿资产的公司,这画面反差太大,让群众不忍直视。毕竟,如果这几个人真的才能出众,三四千块的月工资,诚然有点“薪不配位”。

显然,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是,这是一群“影子”高管。

陕西当地知情人士对媒体这样表示,“西安有些事业编的领导,按规定不能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等领导职务,由于‘干部青黄不接’,所以就安排了若干年轻人在台前代为履职。实际这些新任职高管没有任何控制力和履职能力,说穿了就是‘影子’,西安高新控股的实际控制人是高新区财政局。”

这就比较清晰了:在各种文件要求“行政官员不能兼任高管”下,官员让出位置,让企业的几名小年轻去挂名高管,既能保证企业的运营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官员手中,保证企业运营方向,又能符合上级规定,岂不是一举多得?

问题

但这样的“合理”其实掩盖了更大程度的“不合理”。

既然这是一家名字中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就说明这家公司应该是符合《公司法》规定、并且朝向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迈进的公司。如果仅仅为了行政合规,就让千亿规模的公司找几个“挂名”、“影子”高管,显然是太把国企当儿戏了。

为啥?既然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都可以“挂名”,那该公司的董事会是干嘛用的?拿来看吗?公司里的文件、政策,董事长、总经理总是有签名权的吧,难道也只是“挂名”为之?那这个公司的治理程序就真的只是“走程序”了。

再往坏的一步想,如果是“挂名”,从法律意义上,这几位年轻高管“有权必有责”,有了签字权,就一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追谁的责?是追形式上的“董事长”的责任,还是追背后实际控制人的责任?万一在公司的具体项目运作中,听命于背后实际控制人的名义“高管”签了字、输送了利益,承担责任的是谁?

此事曝光后,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已决定对该三人停职并启动相关法律程序。该局在对外公告中写到:“在选用企业管理人员的方法上,我们还存在不科学、不完善等问题,我们诚恳接受网友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制度。”

已经有人为此付出代价。5日凌晨,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就“国企任用年轻高管”一事发布声明称,高新区财政局违反管委会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任用的相关规定,擅自变更企业法人代表及董事,经研究决定免去王进杰同志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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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

故事在一年前还是另一个版本。

2017年10月的西安高新管理层名单显示,当时高层人员均拥有丰富的工作履历。时任西安高新的董事长、总经理为阎玲,1970年5月出生,历任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发展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发展中心副主任、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发展中心主任。

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团队的众多人员中,年纪最大的是肖萍,1957年2月出生,为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历任西安高新区管委会财政局副局长。当时担任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年纪最轻的是宋琦,其1980年1月出生,为公司董事。历任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投资促进三局副局长(副处级)、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发展中心主任,西安创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他们的履历中都有条清晰的印记,那就是“官商不分”、“政企交错”。

这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一方面,拥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去兼任国企高管,事实上主要来自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而非市场化的选聘;另一方面,作为高管和企业经理人,往往领取的又是市场行情之下的高额薪酬。

说得再通俗一点,享受局长的级别,拿着董事长的待遇,在二者之间无缝切换,既能“两头通吃”又能“两头避险”。

国企行政化带来的弊端有哪些?

九三学社中央曾进行过一次调研:“身在曹营心在汉”,管理者身处企业,却有行政级别;企业是跳板、前程靠升官;关云长的关系、归属都不在曹营,难以全心全意为曹操卖命;干好干坏一个样,高管薪酬主要依据的是“有关规定”,与企业的效益和发展关联度不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高管既是干部,就要定期交流,无心对企业进行长期规划,更无法把企业发展视为自己的事业。

必须正视到,当下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在广大国企正在进行公司化管理、去“行政化”的当下,行政公职人员却仍然在国有企业兼职,这种“亦官亦商”的现象不仅与市场化的国企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而且严重有悖公平和效率,使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成为一句空谈。

事实上在此轮国企改革中,决策层早已意识到并明确,必须充分厘清央企、国企高管身上的官商界限,真正让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

上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高层再次定调:突出抓好市场化经营机制。要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这不但呼应了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核心命题,更对国企高管的选、聘、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实操层面,各地国企中大量的例子已经证明,市场化选聘国企高管,是激活国企改革一池春水、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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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非常简单。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就必须有来自市场、精通市场的经营管理人才。而市场化选聘出的高管不再有“干部身份”,“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无形中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有竞争力的高端人才。

同样是在西安,据《陕西日报》日前消息,已有4户国有企业开展了董事会市场化选聘经理层人员工作,3户企业完善了外部董事选派工作。在别处,据经济ke了解,也有类似于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的国企早早完成了公司化,比如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的几大城投公司,都早就完成了公司化改制,从机制上规避了类似情形的发生。

对西安高新而言,此次站在风口浪尖其实也源自他们的“自我换血”。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官方表示:近期,高新控股公司按照事业单位员工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要求,分步对原董事、监事等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了临时调整,共指派包括李甜等3人在内的10名董事及监事为高新控股管理人员,其身份均为高新区会计核算中心企业身份的工作人员。

只是手法略显业余,新高管们太过年轻,连吃瓜群众都看不下去了。

也许对古城西安而言,不仅应具备成为“抖音之城”这样的创新魄力,更应探索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改革勇气。

来源: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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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