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 大陆 > 正文

1949年新政协代表名单是如何产生的 这4点需满足

原标题:1949年新政协代表名单是如何产生的

1948年,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随后,中共中央自8月起,开始邀请并护送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并就筹备召开首届全国政协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协商与讨论。

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团体和人员范围

1948年9月18日,当由香港北上解放区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已经起程但尚未到达之际,中共中央即致电东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后,由东北局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当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刘清扬等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后,周恩来多次去看望,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根据此次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毛泽东审定后,于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

中共中央在该文件草案中提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初步建议:“提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成立一个新政协的筹备会。”该文件草案后面还附了一份“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其中党派单位10个,区域单位6个,军队单位6个,团体单位17个,共计39个。

为进一步听取各位民主人士的具体意见或建议,根据沈钧儒的提议,东北局于10月23日同他们进行了“分问题具体商谈”。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多尚在香港或正在北上解放区途中,沈钧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草案转发香港,以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见。于是,中共中央很快于10月30日致电中共香港分局,征询他们意见。

11月15日,东北局同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商谈,他们完全同意中央意见,并提出两点新建议:一、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二、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对此中共中央很快于11月20日复电表示同意。中共香港分局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中共中央都进行了采纳。

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11月25日由东北局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哈尔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协议:一、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每单位参加人数1人至4人,其确定数目和人选,经其本单位提出,由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酌;其无团体组织仅有代表性的人士,则由筹备会其他单位共同推定。二、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团体和人员范围,充分体现了“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二三十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决定:“常务委员会得按工作需要,设立各种小组,并由常务委员会指定各小组组长副组长。”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办法》,其中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组长李维汉。

6月16日至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8次会议。周恩来是每次会议的主角。常委会对政协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和政协代表名单等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和最后决定。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周恩来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不仅阐述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等问题,而且明确地说明政协的性质、任务以及政协代表组成的依据,这就给之后顺利地通过政协代表名单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虽然最先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但筹备会仍是各小组中任务最为繁重、工作最为紧张的一个。因为不但仍有许多党派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而且各参加单位共计五六百名代表人选亦亟须逐一协商和确定,这无疑是一项极为复杂而严肃的工作。为此,第一小组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与李维汉的具体领导下,迅速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们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从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触,商谈新政协的有关事宜,特别是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问题。

新政协筹备期间,常委会一共收到要求参加新政协的30个团体和个人的书面请求。李维汉提出了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他说: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于是,李维汉带领第一小组成员,拟定了具体要求:

一是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分复杂;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还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总的说,这一部分派别和团体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标准,因此,作为单位,不能邀请参加。

二是对他们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做适当安排。

三是对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向有关党派推荐。

四是对于当时同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关系密切,并仍为他们服务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则予以解散。但对他们举办的事业,在接管以后加以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其中的工作人员,酌情分配适当工作,从而达到了政治的严肃性与团结的广泛性的统一。

审慎审查人民政协代表组成

确定政协代表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周恩来、李维汉和第一小组全体成员做了大量工作,对提出参加新政协书面请求的各党派、团体和个人进行了逐一审查。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对于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孙盟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经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也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1949年7月,孙盟负责人许闻天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到达北平,李维汉与其进行了谈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举例说明该团体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8月2日,孙盟在上海宣告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许闻天等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

中国少年劳动党也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其负责人安若定等人请求少年劳动党作为新政协参加单位。李维汉于1949年6月底和8月初两次予以接见,认为少年劳动党成分复杂,组织也不健全,建议其考虑解散组织。安若定表示接受,并于9月1日发表《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通告》。新中国成立以后,安若定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时,解放区还有人建议新政协筹备会应照顾“汉留”这一全国性组织。对此,中共中央指出:汉留“既非民主党派,又属封建组织,对反美反蒋无贡献,有些地方更常为反动统治的爪牙,故不应邀其参加。即使其中个别分子或一部分人也曾参加蒋管区的人民抗丁、抗粮运动,我们亦应以革命群众看待之,而不要以帮会看待之,免得助长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据此,将“汉留”排除在了新政协之外,从而保证了新政协的严肃性与纯洁性。

与上述许多党派要求参加新政协被拒绝正好相反,当时还有一些党派虽未争取,却被积极邀请参加,比如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此,周恩来曾专门做过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口号。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1949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也就是说,这三个党派皆有民主运动的历史,因此被邀请参加新政协。

此外,在政协会议筹备期间,还有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自香港派人来北平活动,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和要求参加新政协。据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因此,新政协筹备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其中有的人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陆续回到了祖国大陆人民的阵营,通过参与新中国建设,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3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五个方面23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人民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各界人士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1949年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册送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看后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所付出大量的艰辛劳动,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叶介甫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