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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道歉,会伤及谁的“尊严”?

我的老乡冰冰姐,演了很多速朽的角色,不过好歹“李雪莲”算是反映了一点真实的人间。这位大姐常年上访,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雪莲”不是“金莲”。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被人叫做潘金莲是一件比被捅一刀还难受的事。但是被她搅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基层干部们,可以给她补偿金,但没人能给、也没人在乎她要的那个说法。

财大气粗的人往往爱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话虽然听上去让人挺想翻白眼的,但是仔细一想确实有道理。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有时甚至是绝大部分问题。但钱所不能解决的那一小撮问题,往往才是硬核。

这事缘起于一条狗。简单地说吧,三年前杨建平和弟弟在路上遛弯时,摸了彭芳明的狗一下,就为这点小事双方起了口角。彭芳明找了几个帮手带着凶器,打上了杨建平家,结果是彭芳明自己被打死了。这事如果发生在昆山龙哥砍人案之后,很可能杨建平兄弟就按正当防卫处理了。而在当时的法治环境下,武昌区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重判杨家兄弟,一个判了15年,一个11年,以及赔偿原告损失56万。

按说杨建平兄弟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正当防卫情节,是彭芳明带着打手拿着凶器围攻他们时才还的手。此案经过一审、二审共六次开庭,最终认定杨建平构成正当防卫,无罪释放。他弟弟则轻判了4年。这个判决还是合情合理的,昭示着时代的进步。结局似乎应该皆大欢喜了,但问题刚刚开始。

如果此时有电影分镜头,你会看到这样两种内心独白:对杨建平来说,自己只不过摸了一下狗,就险些被无赖砍死,又险些蹲十几年大狱。虽然最终无罪,但是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三年多的人身自由就这样没了。即使最终获得了四十万国家赔偿,可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有比三年多的时光更宝贵的么?为了给自己的清白找个说法,他要求法院向他赔礼道歉。

而在法院这边看来呢,抓你的是公安,批捕起诉你的是检察院,而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来就有点“背锅”的意思。况且我审判你的时候,一没有事实认定方面的错误,二没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顶多算是对行为定性有问题。所以钱可以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可以做,但是赔礼道歉坚决不可以。

于是杨建平和法院就僵在这里了。世间的事,往往如此。是非颠倒,不是最棘手的。双方都无辜,才最难摆平。

在《国家赔偿法》里写进赔礼道歉这一条,可以说是我国的独创。按照该法第17条和第35条的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而后又宣告无罪的,应该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但《国家赔偿法》并没有详细规定,哪种情形适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哪种情形适用赔礼道歉。这就给执行环节留下了转圜的空间。

这几年随着一批冤假错案被纠正,我们能看到很多当事人获得了国家赔偿,得到赔礼道歉者有一些,但还不普遍。法学界有种声音认为,法院没有主观故意情节时,则不需要赔礼道歉,许多法院拒绝道歉,都是基于这一理由。其实这种说法从逻辑上就讲不通,当国家赔偿行为出现时,就意味着赔偿义务机关已经有错在先。而道歉不一定要“基于过错”,对当事人而言,不是主观故意的过错一样会对其造成伤害。换言之,如果法院知法犯法故意错判,那这是道歉能解决的么?

法院拒绝道歉,还有着执行层面的诸多细节原因。一个错案的形成,往往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共同促成的,但是法院是法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可想而知法院对于道歉的不情愿心态。此外错案的形成大多旷日持久,前任犯的错,要后任道歉也会产生阻力。我想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国家机关在个人面前低头认错,对于习惯了处于优势地位的司法从业者而言,是一件难堪的事。

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法规的进一步明确和赔偿责任划分更加清晰。但在这之前,面对杨建平失去了三年自由,我们该怎么给他一个说法呢?在杨建平和法院之间,杨建平是实质受害者,是弱势方,切切实实失去了三年的人生自由。而法院方,即使有再多理由,作为一个国家司法机关,向当事人道歉究竟会对它的威严造成什么损失呢?

当事人的尊严能不能得到尊重,心理能不能得到抚慰,这不但关乎人权司法保障水平,从最现实的角度而言,也关乎到社会的稳定。有多少老上访户,都是因为得不到一个“说法”,而成了秋菊、李雪莲。而说法这两个字,也许正是底层社会对于人权尊严的朴素理解。杨建平已经说了,他对于赔偿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不对他赔礼道歉他接受不了。武昌区法院做好准备,面对杨建平的下一次司法申诉了么?

云南“少女投毒”案蒙冤者钱仁凤接受国家赔偿时,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向她鞠躬道歉。从新闻照片上看到这个画面时,我分明能感受到双方都获得了一种源自尊严的力量,而这力量终将属于法律。

来源:团结湖参考(文/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