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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谈基层"负重":有时候是自己折腾自己造成的

原标题:那一夜,雨下得很大……

[侠客岛按]   

6月21日,武汉大雨。这场大雨上了微博热搜,鳄鱼蹿上了街道,小车可以游泳……

在如是天气下,侠客岛的线下沙龙依然如期举行,并且迎来了包括基层干部、博士、工程师、军人、警察、法官、纪检监察干部在内的八十位岛友冒雨赴约,现场聆听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吕德文老师的讲座。

基层负重难行?问题出在哪里?今天我们为未能到场的岛友备下了沙龙中的一些干货。看完后,或许会有不同视角和收获。

起因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不过,从治理体系中的每一个工作者角度说,无论是基层、中层、还是高层,都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而没有看到整个体系,因而总会“越减越多”。

实际上,“基层减负”绝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基层负担重,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国家治理转型到了这个阶段,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不光是基层负担重,而是整个治理体系都在超负荷运转。

甚至可以说,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治理体系里没有哪一个角落可以逃脱“转型”中的负重。

比如,就连中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隔三差五都有教育部门来检查你安全、食品卫生做得怎么样;又比如,从层级上看,站在领导角度提“基层减负”,结果这边一发话,下面负担又加重了,形成了一个很悖论的循环。

基层“负重”,源头在哪儿?

一方面是刚才讲的,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逃不掉;另一方面,则是我们主动给自己加压造成的。说白一点,有时候是自己折腾自己造成的。

很多基层干部觉得负担重,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事多了,而是做的实事太少;换言之,就是有些工作方向“脱实向虚”,虚的工作太多,大家获得不了自我实现的感觉。

这本质上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老问题。假设说我们这个体系真能让我们每一个基层干部去做很多实事,其实大家都无怨无悔。

拿扶贫来说,刚开始搞精准扶贫的时候,基层干部都是“轰轰烈烈”去扶贫。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非常有激情的干部来自河南,当时已经40多岁,他说有生之年能够碰到这么一件他觉得“非常伟大”的事很不容易。

但后来他发现,当地的“精准扶贫”做到后面,很多时候是在做一些形式主义的工作。比如,非要反复地去填数字报表、反复地跑到农户家里面记农户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核对数据后还要一次次地签字。

他感慨,到最后,所有工作都变成了这种为了应付检查、满足上级对于“好数据”的需要而做的一些文字类工作,真正实际扶贫工作反而做得少。

不客气地讲,这样做下来,扶贫干部自己都觉得心酸。本来觉得是为百姓服务,最后发现做了也白做,做的越多百姓越不满意,自己也获得不了荣誉感。这是很悲哀的,也浪费了资源和精力。

一个好的治理机制,一定是能去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还没有自己给自己增加麻烦。因此,当政府想“做好事”的时候,希望增加给基层的投入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基层群众能不能积极参与进来,能不能产生内生的动力,这很重要。

治理 

我们今天讲的“治理”,实际上是“治国理政”的意思。学术界又容易望文生义,把它变成西方的一些政治治理理念。

那么,治理中的“中国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

应该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一个最重要的表现。从我自己的研究来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代替党的作用。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基层治理中非常重要的压舱石。实际上,过去大家就忽略了我们治理体系中的这一优势。

我们的社会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党组织就很难运转,不仅仅是出于政府需要,而是社会运行本身就严重赖于党的组织和领导。拿我研究的“村民自治”来说,普通地区一般有15%左右的村是“瘫痪村”——这些村纯粹靠自治选不出村主任,即使选出来,这个村也是一团糟。

大家以前总想象说,美国的政策特别先进,所有工作标准化、流程化,但我们跟它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政府是无限责任公司,他们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政府不想管的,我们不可以不管。

纽约街头到处都是流浪汉。他们可以不管,像咱们武汉市却不能不管。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们民政局工作人员都会到每个桥洞里去看,不能让一个流浪汉冻死。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的治理体系越是先进,效率越高,就意味着你要吸纳越多的、能去担负的事物。做基层治理,确实也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可以做得到。我们要敢想敢干,要把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先拿过来,敢于去试去做,这是我们的优势。

真正的问题是,现实实践往往跟好的理念有距离。

矛盾

理解当前的基层负担重,还需厘清一个逻辑:

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结合体。

我们通常的想象是,治理体系越先进,治理能力会越强,反过来讲就是治理能力越强,这个体系也越先进。

但在我看来,有可能在某些条件下,现实并不如我们所想象。这二者间往往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因果关系,只有“适合与不适合”。对于国家和各个层级而言,要想加强治理能力,就要看你想要什么维度,也要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

一个好的体系,应该让每一个层级、每一个位置发挥自己的功能,这才能形成较强的治理能力。假设说一个决策者,你站在你的高位里面,你非要把这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做清楚,那不现实。即便如此,也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治理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治理能力里面,最核心的是国家的“基础能力”。“基础”是什么?是要把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信息,包括人口、资源、经济的各种信息准确掌握,并由此直接去解决问题。今天常常还做不到。

还是拿精准扶贫来讲。“精准”这个词很好。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用计算机的技术去做算盘时代的事情。农村社会基本上还属于“算盘时代”,如果非要拿计算机去套,不一定很好用。

就好比说,农民收入到底有多少?你搞不清楚,你去问农民,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可能收入会变,支出会变,他可能手里没有现金,但是不影响他的生活,这跟城里人很清楚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基础的数据如果没法完全“精确”,你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收多少税。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连最基础的人口信息都没有完全掌握。因此,在我们的治理能力还没有达到现代国家的水平,基本的认证能力都没有完善的时候,如果非要用非常先进的技术手段去治理这个社会,那一定是会出现矛盾的。

有个词叫做“反向适配”。本来,有什么问题,就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去解决它;而不是反过来,不是先有一个体系,然后为了让这个体系变得好看、变得能够证明它有效果,反而失去了效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反向适配”同时会制造一个潜在倾向,就是可以一竿子插到最底下,仿佛所有地方毛细组织如何运行都一清二楚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真正运行的复杂体系,从来都是按标准在运行的,从来都是通过分权、分层次、分部门,然后构成一个复杂体系,相互关联,互相配合,集中和分散需要有相对动态的平衡。

这是规律。不是每一个干部都是铁人,相信通过主观意志和奋斗就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如果秉持这种思路,一旦大规模延续到基层,很多东西很可能超出实际情况,造成基层干部非得做一些表面功夫。

中央人民日报也批评过很多这类现象,什么今晚打电话明天上午就要对方提供全县的某个数据,让人家根本没有时间去调研,只能“被逼造假”。

治理的大忌在于,千万不要主观意图很明确地去“激进创新”。要正视现实,把现有的东西整一整,理一理资源,对症下药,用结合实际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平衡

最后再说说形式主义到底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词——合规性证明。你做不做事不要紧,按上级要求的规定,证明给他看,证明完了就可以了。

我前段时间在宁波调研,跟当地一个安监所所长聊。他说刚刚打印了去年收到的文件,一共有98个。这98个文件都是大事儿,一年内,要是每一个文件都去认真执行,意味着每三天就要完成一件大事。

但他们所就只有两个人,你说怎么弄?

因此,他总结出了一套规律:这个文件要是上级只发文、什么话都不说,那看个标题就完了,内容不用看;要是上级发了文,同时打电话告知你,就得看一下内容有没有跟自己工作特别相关的;要是上级又发了文件,又给你打电话强调说到时候我们要来检查,那你就要仔仔细细地全部执行。

所以,现在基层负担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合规性成本”在急剧上升,也就是说要证明“合规”越来越费劲了,不是填表就是留痕,不是拍照就是录像。

如果干部都一门心思求合规,谁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实事?因为合规就意味着考核,考核的内容就是合不合规,这是风向标和指挥棒,不是实绩考核而是合规考核。

其实核心还是在于,我们国家治理能力若能达到一定程度,这个体系可能就有效;要是我们能力还提不上,再漂亮再先进的体系,也没办法。

问题怎么解决?单单依靠反官僚主义、反形式主义,可能还不够。要治这个病,只有通过调整体系里的前后左右关系,横向、纵向、条块,得系统性调整,重新达到平衡。

进一步说,要回归常识,尊重人性,不能让每一个工作者变成非人性的工作机器——这是接下来治理现代化必须要达到的目标。

来源:侠客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