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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和欧美之后,还会出现第三波大疫情吗?

(原标题:专访 | 中国第一波、欧美第二波,还会出现第三波大疫情吗?)

● 美国现在的防疫策略就是没有策略,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 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全球疫情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我们还没看到非洲、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地区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

● 继中国的第一波疫情、欧美的第二波疫情之后,其他地方会不会出现第三波大的疫情呢?

● 中国很幸运,有钟南山、张文宏这样具备公共卫生素养的临床医生。为什么大家愿意相信钟南山、张文宏?因为临床医生有临床医生的敏锐,还有绝对不能说假话的信念——病人的病情是不会说谎的。

3月18日,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教授卢山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就全球疫情发展趋势、中国未来疫情风险、公共卫生体系优化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访谈全文:

《中国科学报》:目前一些国家选择了比较“温和”的管控措施来应对疫情,英国甚至提出通过感染大部分人来获得群体免疫。

您怎么看待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

卢山:“温和”这个词不准确,这不是“温和”,而是“残酷”。

所谓“群体免疫”在理论层面上没有错,但社会和个人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各国和英国自己的媒体及专业期刊都在对此批评指责。对英国来说,“群体免疫”策略仍属于个别顾问的建议,尚未被正式采纳。

因此,大家担心的“群体免疫”举措及其恶劣后果,目前尚未发生,未来我想也不会发生。

《中国科学报》:随着世界疫情日益严峻,境外输入压力越来越大,中国能保住目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吗?我们有重回“至暗时刻”的危险吗?

卢山:我相信中国目前的局面可以一直保持。传染病看起来很可怕,但如果我们大家的信息都很公开,病毒来了,就马上围堵它、消灭它,它的危险性就很小了。

14亿中国人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相当于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人群试验。这个病毒的人群感染有3种模式:武汉模式、湖北(除武汉外)模式、全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上广)模式。

事实证明,病毒来到一个地区会不会造成严重危害,关键在于这一地区的感染患者和医疗资源的比例。

另外一个关键在于,真病例和假病例千万不能混在一起,不能让有感冒症状的病人都冲进医院,冲垮医疗系统——这也是方舱医院在缓解压力方面起到重大作用的原因。

在上述基础上,境外虽然陆续有病例输入,但总体数目不会太大。我们的大型机场、管理和医疗系统处理这些问题已经很有经验:来了一个病例,怎么管理、怎么转运、怎么治疗,都有全套的班子。

中国这套班子至少半年内不会撤掉。就算有人“漏”进来了,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有的老百姓和行政人员、执法人员都会尽快把他找出来。

所以我不担心中国会回到武汉暴发早期的那个时刻。

《中国科学报》:看来您对国内控制疫情还是比较乐观的,那您对世界疫情形势的看法如何呢?

卢山:欧洲虽然表面上没有采取像中国这样积极的隔离措施,但在意大利的前车之鉴后,英国、德国等国家很有可能是采取了“外松内紧”的方式,虽然政府没有太多的强制性措施,但各地和人民已经开始自我管理了。

再加上欧洲本身有比较好的卫生环境、医疗体系、社会保险和福利机构,我认为他们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达到疫情的控制。

而美国现在的防疫策略就是没有策略,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2月初,美国对于控制第一波可能感染者入境做的很好,但对于第二波病例输入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限制欧洲旅客入境。消息一经公布,又有大量从欧洲回流的人赶在封锁前涌入美国。

所以接下来美国会出现多少病例,要在2周后揭晓。

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是,老百姓已经出现大面积紧张情绪,多数单位已经自行开始正式或非正式地要求员工在家办公,街上的人大大减少,在乡下的咖啡店也挂牌提示:“您可以点餐带走,但我们不希望您坐下来享用”。

由于基础病例数不多,且美国各地的医疗体系已经严阵以待,我认为美国大部分地区未来的疫情状况还是有可能会向之前的北京、上海模式靠拢,美国的疫情最终应该还是会控制住。

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全球疫情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我们还没看到非洲、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地区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

继中国的第一波疫情、欧美的第二波疫情之后,其他地方会不会出现第三波大的疫情呢?

《中国科学报》: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大环境下,疫苗的重要性已急剧凸显。但是我们看到,至今还没有任何人类可用的冠状病毒疫苗上市。

冠状病毒的疫苗研发是否比其他病毒更加困难?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还能乐观以待吗?

卢山:新冠病毒出现之前,有6种冠状病毒在人群中流行过,其中4个一直存在于人群中,每隔三五年就会流行一遭,因为症状轻微所以没人在乎。

引发社会大规模关注的冠状病毒就是SARS和MERS,但这两种病毒至今也没有疫苗上市。为什么呢?

一种传染病,会不会有疫苗、什么时候能得到疫苗,关键在于4大力量的竞争和制衡——科学、技术、监管机构和社会需求。

HIV病毒疫苗迟迟不能问世,更多是科学技术上的限制。但与HIV病毒能终身感染人体不同,这次新病毒是自限性感染的,这说明人体可以产生抗体去控制这种病毒,因此从理论层面,新冠病毒疫苗做成功的希望是比较大的。

一般来说,疫苗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确实很长,有人说需要8到20年,但这个周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治因素,在确保候选疫苗没有毒副作用的前提下,很多流程是比较灵活的,也是可以开绿灯的。

最后,疫苗能不能做下去,还跟生产规模、企业投资获益期待、社会心理因素等有关。要看政府和老百姓是不是渴望这个疫苗出来,是不是愿意接种这个疫苗。

《中国科学报》:当前新冠病毒的大范围扩散传播,是否会增加病毒的变异和多样性,从而给疫苗研发带来更大的困难?

卢山:有一个认识需要澄清。很多人相信“新冠病毒是RNA病毒,而RNA病毒都很容易发生变异”——事实并非如此。

HIV病毒之所以突变率很高,是因为作为一种逆转录病毒,它缺少对基因组逆转录错误的校正(proofreading)机制。这跟新冠病毒是不一样的。

那么新冠病毒是否容易发生变异呢?至少我们看到这种病毒已经感染了逾20万人,但尚未发现大的变异。我觉得这还谈不到给疫苗研发带来阻碍。先把疫苗做出来,再担忧是否有突变的可能。

《中国科学报》:此次疫情暴露出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哪些问题?

卢山:50年前,如果一个政府领导人听说发生了疫情,会找一些传染病方面的临床医生来咨询;20~30年前,领导人可能更青睐病毒学家等微生物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们能讲出基因组等更加先进高级的信息;现在领导人则会听取公共卫生系统专家的意见。这种演变趋势是正常的,但也是危险的。

因为这三种人的专业背景虽然不同,但都非常重要。在面对传染病时,单一知识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很幸运,有钟南山、张文宏这样具备公共卫生素养的临床医生。为什么大家愿意相信钟南山、张文宏?因为临床医生有临床医生的敏锐,还有绝对不能说假话的信念——病人的病情是不会说谎的。

但我绝不是说病毒学家、公共卫生专家不重要,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体系,把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集中在一起,综合分析问题的方方面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卫系统及其工作人员不能跟社会环境脱节。公共流行病调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脑就能解决的。

真正的流行病专家,要对地方,特别是具体的城市和乡村有深刻的认识,要懂天文地理,要懂水文气象,要懂社会风俗,人们怎么饮食、怎么过节、怎么打招呼,都会影响传染病的传播形势。

要“在干中学”。

《中国科学报》:那么以人类目前的科技和医疗条件,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那样的情况会不会重现?

卢山:我们刚刚跟“1918”擦肩而过。

今年1月底2月初的时候,我非常担忧,担心武汉以至湖北医疗体系彻底崩溃,担心前去支援的全国最一流的专家倒下,不仅因为其中一些人是我的好友,也因为这会摧毁国家抗疫的宝贵力量。

谢天谢地!这些都没有发生。

感谢全国的医护人员,感谢所有为抗击疫情做出努力的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和各行各业的人们!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