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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70后”晋升副省长 传递什么“选拔偏向”?

(原标题:8位“70后”晋升副省长,传递什么“选拔偏向”?)

随着国内疫情缓解,各行各业的工作陆续开展,政府部门的人事也不例外。4月15日,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任命韩福春、阿东为吉林省副省长。两人中,阿东为1970年11月生,此前为海南三亚市市长。

又一位“70后”副省长出现了。

有媒体梳理发现,当下这轮省级政府层面的人事变动中,也就是3月底迄今的20天内,共有8位“70后”晋升副省长。其中,出生于1976年5月的任维,履新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刷新了目前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纪录。其他7人当中,有4人出生于1970年;两位出生于1972年。

抛开“70后”的标签,四五十岁晋升副部级,虽然算得上是这个年龄段的佼佼者,但是作为年富力强的地方干将,他们正当其时。要知道,哪怕从改革开放后算起,也有少数不足40岁便升任副部级、甚至是精确到“副省长”这一职位的先例。

其实,“70后”干部跻身副部级,早已不罕见。如在2018年,履新山东副省长的刘强、福建副省长的郭宁宁、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杨晋柏、江苏副省长的费高云等,都是70后。彼时,贵州省委常委中甚至出现了两位70后,其中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的时光辉,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政法委书记。

回头看看,省部级人事变动中,不知不觉,媒体关注的焦点,已经从“60后”转移到了“70后”身上。如果要给出一个时间线,大概就是2018年。2018年初,在近半月内,至少有70位省级政府副职履新,涉及27个省份,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全是“60后”。其中18位是“65后”,最小的为出生于1969年的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和河北省副省长刘凯。

干部年轻化,既是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一个政治要求,也是未来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趋势。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人才方面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评价标准。这一干部选拔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会议强调,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会议提出,要坚决落实好干部标准,破除唯年龄偏向,改进后备干部工作。

破除年龄偏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破除资历观。科学的人才观念,不能只看资历,只看谁的年龄大、谁来得早、谁待得久,而要看具体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这才是科学的人才观和人事制度。所谓能上能下,就是要让优者上,让庸者下,而不是看年龄和资历。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近日履新的8位副省长(包含自治区、直辖市)中,除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周红波属于本土晋升外,其他人均为跨省份异地调任。而在2018年初那轮70人的职务调整中,其中38人系省内调整,26人跨省履新,6人“空降”。

一般来说,地市级以下,也就是厅局级以下的人事调动,基本不会“出省”。因为厅级及其以下级别的地方官员,基本都是省管干部,一般是在省内调动。而到了副部级的层面,已经属于中管干部,就比较容易发生省际间的调动。

这种跨省份调动,既是人事管辖权的客观规律所致,也是干部交流的题中之义。近年来,类似的跨省份调动,已经越来越频繁。在经济领域,交流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而在行政领域,交流也会产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新动力。

当然,人们喜欢盯着年龄看,可能正是在于干部年轻化的工作还要继续加强。什么时候,当我们看待人事变动,下意识地去观察其以往的政绩、专业能力、知识水平、组织考评和民间口碑等要素,而不再盯着年龄,才可以说更好地实现了科学的人才选拔。

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