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 时政要闻 > 正文

中评关注: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关系探讨

105784770

星岛环球网消息:中评社香港6月3日电(记者 郭至君 实习记者 刘正洁、宋仪萱)中美关系在过去几个月中,在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推动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迈向一个不可测的未来。同样,东亚三国的关系在这个大背景下,也变得扑朔迷离。如何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共同应对国际局势变,成为我们不得不讨论的新话题。上周六,键睿智库举办了“新冠疫情下东北亚形势的新变化及对中日韩三国深化合作的方向思考”研讨会,旨在通过分析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关系呈现出的新态势,邀请三国学者进行讨论,探究后疫情时代的东北亚局势发展方向,为后疫情时代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共同应对国际局势变化提供参考。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表示,因为日韩两国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后疫情时代中日韩东亚三国的合作,必须考量美国这一前提性要素。目前,中美关系直面四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经贸,其次是科技,第三是安保,最后是敏感领域。在贸易、科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并未因疫情而停歇,而是不断升级;在安保方面。美国针对南海的所谓“自由航行”,加重了疫情中两国军事冲突的危机感;在涉港涉台的敏感领域,近期美国动作频频,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变数。而在高科技、南海问题、涉港涉台三个方面,美国对日韩两国势必要求“协调立场与行动”。所以,日本、韩国与中国的合作,必然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关键在于日韩两国要在新的形势下,找到新的合适的“平衡点”,后疫情时期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才会顺利展开。

我们寄希望于后疫情时代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主要聚焦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平台的构建与全球治理两个方面。其出发点应该是去年在成都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达成的“中日韩未来十年发展规划”,其中关于合作领域、方式和路径,都有深入的探讨和高度共识。结合疫情带来的诸如产业链等问题的变化,把十年规划落实到实处,是不二选择。此外,首先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结合本次疫情,进一步搭建或健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化平台;其次是扩大一步,在应对全球治理中包括诸如公共卫生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重大危机方面,三国加大合作力度与深度。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教授张玉来表示,迄今为止,中日韩经济合作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展,比如贸易状况、资本流动以及人员往来等方面,均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区域一体化建设方面,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东亚却远远落后于北美和西欧,在全球三大经济圈(东亚、北美和欧盟)当中,尽管东亚区域内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区域一体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欧盟和北美,如货币一体化以及关税等方面。毋庸置疑,中日韩(GDP总量早已超过欧洲的德法英)在区域一体化建设上所发挥作用与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并不匹配,东亚地区甚至出现“ASEAN+3”小马拉大车怪局。中日韩论坛从2008年创建至今已经举办8轮,但实际成果却并不理想。当然,换个角度而言,这种局势也为今后中日韩合作预留了广阔空间,因此,后疫情时代三国以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来破局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事实上,中日韩经济合作相互依赖的特征非常显着。中国作为日、韩两国的第一大伙伴国,还分别是日本的第三大投资对象国、韩国的第二大投资对象国;而日本则是中国和韩国第二、第三大进口国;韩国也是中国的重要进口国,也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对象国。很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因此,“谁是中国的进口国”,其意义非常重大,由此可以观察到世界价值链的特征。产业融合度深,这是中日韩三国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突发事件来体会。此前的日本3•11大地震、熊本地震等都影响到东亚生产网络甚至世界制造。最近日韩贸易战也是典型事例,围绕半导体的纠纷,韩国受影响非常之深,它还波及世界产业链。深入分析上述案例,对我们认识和预判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重塑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经济合作具有很大空间,同时,其可能性也非常高,因为全球价值链(产业链)调整或重塑不仅将对三国企业形成巨大挑战,也会带来重要机遇;当然,三国合作也将面临诸多考验,还存在诸多未结课题,比如“协调美国”就是三国都要面对的严峻现实。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王隆文说,从国际卫生法领域来看,之前国际卫生大会上,总书记提到中国现在正在开发疫苗,一旦开发成功投入市场,中国愿意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让欠发达国家去购买疫苗。这在理念上,和现有的国际卫生法是不一样的。目前国际卫生合作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的高标准和药品的可及性之间的矛盾。因为知识产权是私人权利,主要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大量的民众是买不起一些特效药品的。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可以形成三边协定,促进东亚区域国际卫生法的发展。比如在信息通报上,一旦发生可能对外输出的疫情,三个国家及时相互通报。第二,要解决药品的可及性问题,是否可以在紧急状态下,对药品实施强制的知识产权许可,以较低的价格流入疫情严重市场,这种行为可以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框架上去做合法性解释。还有在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当中,援助的药品、相关的医疗器材,在海关通关的过程中可以简化流程。上述措施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三边合作框架。这可以认为是东亚觉醒的一部分,或者说为亚洲的区域卫生法发展提供了契机。它适应了我们的时代所需,虑时代所急。

《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古谷浩一表示,习主席对日本的访问将会深刻影响东北亚格局;虽然受疫情影响,此访何时成行尚不能确定,但他认为有四项因素超越了时空限制,对双边关系持续产生影响:第一是国内政治问题。纵然有观点质疑,为什么不在疫情初期中止中国公民入境,但这些问题仍然与习主席访问有密切联系。古谷先生认为,双方目前努力的重点,还是促成习主席尽早访问日本。同样重要的还有国际环境,而美国因素无疑最为关键。日、韩虽然同为美国盟友,但二者并未炒作“中国责任论”,在香港问题上也比欧美国家更为克制。与之相关的还有经济问题,中日经贸关系一直十分紧密,对双方关系也长期发挥正向作用。

因此,古谷先生提出,国民感情因素在东亚关系中最为复杂。出于三个原因,日本国民对中国长期有一种“害怕”的印象:中国军费的增长牵涉到安保问题,所谓间谍问题关系到日本国民生命安全,中美关系则奠定结构基础。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对中国的印象难以改观。古谷先生引用前任首相大平正芳的比喻——“除夕”和“元日”的区别,指出了日本与中国既相似、又相异的特点,呼吁双方增进了解,处理好两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所访问学者沓名美和在中国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她从文化教育角度分析了后疫情时代的三国关系。受疫情影响,许多中国留学生不能返日复课,只能通过远程会议进行教学;而出于网络管制原因,中国学生又很难接入日本的在线课堂。这为教学改革、新科技应用带来了挑战。就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讲,日本的动画设计成为了吸引眼球的热门专业,是留学生的主要选择之一;中国的消费主力军也和日本的中产阶级一样,越来越注重艺术享受。

此外,自2008年以来,中国进一步全球化,艺术市场乍一看似乎变得华丽并且巨大,但随着时间推移现在正在收缩趋势。因此,艺术的方式随之发生了变化,有向技术性、地域性、地方文化复兴倾向转变的部分。沓名认为,目前这样的动画和科技,以及地域性艺术形成了东亚文化共同体。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测,在她参与的爱知三年展、濑户内艺术节、博鳌产业文化论坛等“非市场艺术”展,以及由此启示她开展的的环境和艺术这门课程中,表现出在中国的艺术教育,是实践进行了证明的事实。她认为疫情的影响是暂时的,只有对共同文化的关注,才能在长远意义上更好地维持东亚各国的和谐关系。

《每日新闻》专业编辑委员阪东贤治直率地指出,出于对自由、民主等价值的热爱,日本国民一定程度上同情香港和台湾;而由于两国在抗疫期间互相扶持,日本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又并没有特别的负面印象。这种矛盾的认知既与欧美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总体而言要更为温和、务实。而这种认知更受到结构因素影响。阪东先生认为,基辛格博士“疫情永久改变世界秩序”,还是暗含了美国领导的意味,关心美国的领导能力。日本国民与此十分相似。据NHK最近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美国好感度最高,毕竟和平、安全仰赖美国;但与中国维持稳定的发展友好关系,亦是民众的呼吁之一。简言之,日本非常不希望被迫“选边站队”,渴望美国能更为理性、务实,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日本的最优做法是在这样的格局中,找准位置、居中协调。然而就短期而言,日本不得不与西方阵营保持一致。如即将召开的G7峰会,日本很有可能在香港问题上跟随美国立场。但是将要举行的美国大选是一个节点,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执政,那么呼吁理性的诉求则有望实现。除此之外,日本自身政局亦不稳定,安倍首相支持率下跌,右翼就安保、领土问题发难,都为日本政治带来变数。中日关系风险仍存。 韩国中国学研究中心理事李奎泰教授长期研究东亚问题,他围绕“东亚悖论”(Asian Paradox)进行了讨论。首先,东亚各国关系密切,从战略上看,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日本的积极和平之路、韩国的共同发展繁荣模式,彼此相通、优势互补;东亚各国的经贸人员交流,自冷战结束后也十分紧密;三国更建立了成熟的合作机制,从领导人会议到部长会议,制度安排合理妥当;就连最近的抗疫表现,东亚国家也普遍高度重视、及时响应,表现优于欧美诸国。

然而这些良好势头却并不稳定,更没有带来持续友好的多边关系。如中韩之间因萨德问题关系骤然变冷,日韩之间由于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关系紧张,海峡两岸交流频繁但半岛双方剑拔弩张,凡此种种皆为悖论的表现。这些问题之前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经由疫情被凸显、放大。这体现出一种所有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它使得其它联系丧失作用、合作机制无法运转,进而使得各国民众对对方好感降低,从根本上改变彼此关系。

李教授认为,“德不孤,必有邻”,东亚各国应该理性反思,塑造本国在他国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不仅谈对方、也要看自己,不仅要维护自己的体制、也要体谅对方的情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政治化的问题可以妥善解决,东亚关系仍然可以回到正轨。

韩国光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申相振教授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韩的防疫行动都堪称优良,但韩国近期病例又开始急剧增加,这证明了双方今后一定时期内,主要的合作方向仍然是抗击疫情。同理,全世界的重点也应继续放在疫情防控问题上。如果一方拼命指责,另一方竭力还击,只顾互相攻讦,那么无疑是拒绝履行自己责任的愚蠢行为。因此后疫情时代,要完成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国际合作、阻击病毒。

此外,申教授分析,疫情会为中美关系雪上加霜。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二战爆发的一大原因;而今日的疫情,也很可能导致中美决裂、公开对立。这将使东亚各国首先成为牺牲品,如美国要求三星公司不与中国合作,中国要求韩国支持己方立场等。

申相振教授还强调疫情会使半岛局势更不稳定。它不仅使韩朝、美朝对话中止,金正恩更于近日公开宣称提升核武器即时使用能力;与之相对应,中朝关系反倒越发紧密。申教授呼吁,当前还是应当促成习主席访日、访韩,就东亚问题而言,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协作,无疑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环节。申教授认可国民情感、历史问题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在各国领导人的努力下,有关国家可以摈弃前嫌、一致向前看,创造出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最后,研讨会发起人、主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廉德瑰表示,疫情变政情是一个非常遗憾的问题,但是政情是在疫情之前就出现的问题,在疫情期间还在继续,但是政情也不是完全是负面的,比如日本在疫情期间也一直把中日关系改善作为一个重要议题,以至于媒体指出安倍在应对疫情的考量中,也有改善中日关系和中国领导人访日的因素,说明了日本政府很重视中日关系。疫情中也存在钓鱼岛等问题,但这仍然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中日关系的改善还处在一个过程中,两国领导人访问之后,会达成相关文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相信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此次疫情是从二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危机过去之后,是不是会发生国际秩序的变化,也就是说,以美国为主导的秩序,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韩国、日本将面临艰难选择。从今天会议的发言来看,我们得知韩国和日本都不希望中美继续对立下去。对于日本来讲也不好选择,日本人认为中国和美国对日本都很重要,日本人的选择,有理性的一面,但是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的问题,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如果国家之间互相对立,对于经济的恢复是不利的,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东北亚地区合作必须提到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