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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处理”厅官,值得注意的反腐败“新动向”

最近很多地方流行起“批发处理”厅官。先是10月底,内蒙古同日宣布自治区原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俊峰等四人落马。接着又是11月10日,甘肃省检察院官网发布消息称,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胥波等四厅官被批准逮捕。又过了四天,安徽省纪委监委2分钟内连续通报6个厅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消息。

该怎么看待这种新现象呢?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些被处理的人。

比如安徽这次处理的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这个人从政之初一直在县里面打转,2008年在六安市当了三年副市长后,转任省农信社稳坐了11年之久。他这关键一步是怎么跨越的呢?可以看到,已落马的安徽副省长倪发科曾是六安市委书记,正是陈鹏的上级。倪发科和陈鹏是同时从六安转任省里的。

在陈鹏稳坐农信社的这些年里,分管过农信社工作的就有另一个落马副省长陈树隆。而陈树隆在安徽金融系统又是呼风唤雨的一号人物。这还不是陈鹏与安徽反腐的全部联系。今年4月陈鹏落马后,安徽农信系统余波不断,地市农商行先后有5个董事长落马,还有一个副行长、一个党委委员被查。

从陈鹏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厅官在地方政治生态中的特殊性。厅级官员像是一个关键抓手,通过他们既能深入清理“老虎”在地方留下的余毒,又能将反腐败的力道向基层延伸。如果说一两个“老虎”被打掉,是炸碉堡式的“点”的摘除,那么厅官成片倒下,则具有“面”的意义,能在一省一区之内从深水中搅起波澜。这显然是反腐败向纵深推进的表现,但这还不是全部。

反腐败这些年来,一开始人们最关注的都是那些“大老虎”们。“批发处理”厅官可能看上去没“打老虎”那么提神醒脑,但这一步对于反腐败大局的意义同样重要。这一新动向背后,有着多重原因。首先这种处理方法无疑有着强化震慑的作用。老虎虽大,但在官员队伍中还是占少数。而厅局级的占比,则要大得多。对这一群体“批发处理”,可以让更多人有切肤之感。毕竟你身边就有人被查了,那种现场感是看新闻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这种新动向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单单看一省一区的处理名单,往往看不出来这一点,如果通过跨省区的比对,就会发现趋势性的问题。

你看,内蒙古10月份处理的那四个人中,王俊峰实际上是煤炭系统的典型,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徐呼和来自政法系统。安徽处理的那六个人中,陈鹏来自农信社系统,合肥市中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许建为政法系统,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从辉也是老政法,还有两个则都是人防系统。

熟悉时政的人都知道,以上这几个系统的名字都是近一两年反腐领域的高频词汇。内蒙古正在进行“倒查20年煤炭腐败问题”专项整治,除了出身煤炭工业局长的王俊峰外,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探集团两任总经理以及一大批各级煤炭系统官员都被清理。

政法领域自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教育整顿试点以来,也成为反腐的重点领域。11月16日刚刚被“双开”的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马明,在吉林、内蒙古两地当过公安厅长。安徽法院系统,除了合肥中院的许建,去年省高院原院长张坚也已落马。

农信社系统在云南、山东、甘肃、山西多省都曾频频爆出窝案,每一次出事都有多名厅官落马,并引发当地金融系统的震荡。人防系统也是庙小妖风大,黑龙江、安徽等多地都在深入清理该领域。我们眼光再放宽一点,会发现即使没有出现“一天之内处理几厅官”这样的新闻,很多省份的落马厅官也多集中分布在这几个重点领域。

也就是说,从这些厅官身上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种趋势,反腐败正在走向一种更加系统性、条块化的“细分”方向。从抓住一条线索,盯上几个“大人物”,到盯住几个重点行业,总结规律,一个省区一个省区深入清理,反腐败变得更加有方向性了。一地的经验可以在另一地推广,一案的特点可以在另一案中借鉴。这无疑会使得反腐败的效率大增,也可能带来一些反腐机制性的新变化。

更重要的是,这种精准打击,有利于在暗流涌动的地方政治生态中,打开一个切口。从这个切口撕开,往往有破竹之效。在这方面,农信系统窝案比较典型。通过清理,不但地方农信社自身的问题得到暴露,常常也会连带将当地金融监管系统、国企,甚至某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裹挟在内“一锅烩”。“安邦系”与成都农商行案,“德御系”与山西农信社窝案都是典型。

如果把整个行政系统分成上中下三级的话,厅级官员应该算是中级官员的“班头”。他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落实高层谋划的关键环节。不管是哪一个系统,厅级主管官员在本地本系统内都影响巨大。处在腰部位置的厅官被“批处理”,会使得反腐败的成果愈加“在地化”,也使得人们更加确信反腐败的天平已经向正义一方发生压倒性倾斜这一坚硬事实。

(文/于永杰)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