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 聚焦大湾区 > 正文

广州艾滋门诊故事:有人未成年,有人急寻“后悔药”

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

连日来,咩事辗转市内多家NGO艾滋病检测点和艾滋专科门诊,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与前来检测的人群沟通。最直观的印象是他们只是患者,是疾病面前的受害者。

随着艾防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会在高危行为发生后前去艾滋门诊、急诊寻求“后悔药”(抗病毒药物来阻断)。

预防艾滋病宣传进校园,学生们展示制作的红丝带。 新华社资料图

未满18岁却已感染HIV

“反正我已经不怕了”

11月21日这天,是艾防专家蔡卫平出诊的时间,前来就诊的人数较多。不过门诊很安静。病人们戴着口罩,各自沉默着,只有时常有节奏地响起“请十八号××到四诊室就诊”的声音。

年轻、爱美的徐波戴着黑色的口罩,头发卷曲,瞳孔有些发亮,在不太明亮的室内熠熠生光,有人夸他眼睛漂亮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戴了美瞳。”

和这里大多数的患者不一样,徐波戴口罩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化妆,怕被人认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嘴唇下方有辨识度非常高的饰品。徐波掀开口罩时有几分犹豫:“这……有点太显眼了”。

“感染上,原因是跟一个男的……”

“跟一个男的”被徐波重复了几遍,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嗫嚅着吐出了三个字——“性行为”。

徐波曾经有一个在一起没多久就分手的男朋友。分手后,这名前男友忽然来找他聊天,发了一些让徐波觉得“莫名其妙”的消息:“我可能一两年之后就会死。”又问徐波:“要是我死了,你以后会来看我吗?”徐波随口回答:“会吧。”

徐波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我那时候完全不懂,根本不知道HIV是什么东西,当时觉得分了就分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感觉。”

不久后徐波检测出了艾滋病。

“就肯定是他。”徐波低声说。

说这句话时,徐波的眼神有些失焦,他的眼球向上转动了好几圈,躲开了咩事。

“就……肯定是他呀。”徐波又重复了两遍。

起初徐波检测出的是梅毒,确诊后徐波很害怕,在街道上边走边哭,徐波说,或许自己那时就意识到了。以至于后来被检测出艾滋病时,他已经“不慌了”。谈到这里,徐波停顿了几秒:“反正我已经不怕了。”

徐波迄今尚未满18岁,还在读书。白天读书,晚上教人跳舞,“再晚上”就会去上班,工作地点是一家酒吧,内容则是销酒,为了活跃气氛,有时他会在舞池中蹦迪。患病后,徐波需要定期回到这间门诊室拿药,开始是一个月一次,到现在是三个月一次,上午拿药之后,徐波会马上回到学校上课。

结束采访后的第一个周日,徐波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是某酒吧,显然是正在工作中。此时,是晚上10点多。

约了,后悔了

“我不想为自己狡辩”

当咩事注意到李叶并且取得其同意在诊室外沟通时,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双手一直在颤抖。时不时用颤抖的手指解锁手机,好像是在看不断变动的时间,李叶的手机墙纸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少年将军,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这位少年将军的面孔出现了很多次。

李叶说自己30小时之前,刚刚发生了一场危险的性行为,但他不确定“算不算高危”,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否患病。

“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他就被我推开了,我们有用避孕套,但是我身上有伤口。”李叶佝偻着身子坐着,双目茫然地盯着自己的掌心。

“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自己,谁都怪不了,都是因为我自己,最大的责任就是我。” 过了一会,李叶用有些哽咽的声音小声地补充:“这是我第一次……”

“所以我真的是……”李叶说不下去了。

李叶说,唯一能想到的外部原因便是那个人有1.86米,而李叶身高不到1.7米,从体力上来说,李叶没有办法推开他。

那场30个小时前“危险的性行为”发生在外地,那时李叶在旅游,距离乘飞机离开只差几小时,李叶还是因为好奇打开了社交软件,“约”了一个男生。

“我有抑郁症,社交能力也不强,平时就想不开,这也是我当时会约的原因之一吧。”

事后那个男子对李叶说自己“没有问题”,李叶则要求那个男子提供自己的艾滋病检测报告,那名男子说:“两周后我去检测再告诉你。”李叶急了,因为两周后“如果真的有”,李叶自己就已经没救了,他要求对方马上用出结果更为迅速的试纸初筛,那名男子就再也没有回复过他。

李叶慌了,想找后悔药。

他下飞机后,马上乘车赶到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艾滋门诊。他挂的是专家号,此时已经焦灼地等待了一上午。

“我已经用最快的时间赶来了,可是还是等很久。”李叶说。

李叶去咨询室和医生诊室问过,他说自己情况紧急,但是医生和护士都让他继续等待。

李叶失望地瘫坐在座椅上:“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可能还要很久…….没有办法,我知道就是这样的,其实都怪我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不想为自己狡辩。”

屏幕上的预约信息显示,包括蔡卫平在内的两个专家号都还有十几位病人在等待,而普通号则只有五名病人等待。换成普通号后,李叶等待了20分钟左右就进了诊室,他在诊室中待了十多分钟,出来时手中捏着药单和检验单。

几天后,咩事和李叶再次取得联系,李叶发过来他的检测报告,在“HIV抗原抗体定量”一栏中,写着“阴性”(无反应型)。

紧急阻断治疗期间,几乎所有的紧急干预治疗的副反应都出现在了他的身上。“上吐下泻头晕恶心全中了,而医生说本来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可能是自己的心理问题。”

李叶坦言,自己算是群体中“这方面知识”较为丰富的,获取知识的渠道并非学校演讲或是公开的学习活动,而是“自己了解”,但是不久前那段危险的经历发生后,李叶还是非常慌乱,他觉得网络的信息真的太少了,特别是关于哪里领阻断药。

网上的信息显示,珠三角地区只有广州和深圳有门诊可以拿到阻断药。李叶只能从所在地坐最早的一班车来到广州拿药。

“自己把自己想得不同,就容易放纵自己的欲望。乱约的人缺乏教育,道德、法律、安全等教育都缺乏。”

这一次服用紧急抗病毒药物的代价太大了,李叶说:“我以后再也不会约了。”

怕父母失望

一个人坐在大街上哭

发现自己有患上艾滋的可能后,王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母。他和李叶一样,也在发生高危行为后进行了紧急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且刚刚接受完为期28天的治疗。这一次来检测点,他是来确认自己到底是“中”还是“无”。

“我要是患了这个病,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父母解释,也没有办法解释。”

在高危行为后的检测窗口期,王弘在抖音上反复观看一段视频,这个这么多天来让他“最有感触”的视频,其实只有两行文字:“很怕我给不了他们更好的生活,反而成为他们最放心不下的牵挂。”

王弘回忆起第一次挂急诊拿阻断药的经历,那一次在感染科看到真正的艾滋病人时,王弘就慌了,他强忍着不安自己挂号、看医生、拿药,最后出来时一个人坐在大街上哭了,他实在忍不住,给妈妈打了个电话。电话里王弘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告诉妈妈自己没什么事情,只是想回家了。

“你说我会有事吗?”王弘反复问咩事一个问题,像是求助他人,又像是在扪心自问。而记者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王弘,检验结果已经显示他基本上排除了感染风险。

“那我只能祈祷我这次没问题了。”王弘低头看着地面,好像在喃喃自语。

专家声音

寻求紧急干预的人正在增多

“来我们门诊领取紧急抗病毒药物进行事后干预的,越来越多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李凌华告诉咩事,这一留给高危群体的“后悔药”提供门诊从2013年开始服务,去年每月服务量四五十例,发展到今年,每个月提供的紧急艾滋病阻断服务,达到七八十例,接近翻了一倍,“关键是人们对艾滋病防治的意识提升了,也有诸如岭南伙伴等民间公益组织在高危群体间大力推介的功劳。”

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在医生群体如出现职业暴露后,比如护士给艾滋病患者、感染者打针,扎破了自己的手;外科医生给这些人群手术时,割伤了自己,这时立即进行紧急抗病毒治疗,并坚持服用药物28天,能够达到很好的艾滋病阻断效果。

蔡卫平表示,至少从国内现有的数据来看,迄今没有发生一例紧急干预的职业暴露医生因此感染艾滋病的报道。这说明这一干预是成功的。只是干预的时间节点是暴露后的多长时间而已。

发展到后来,艾防领域发现这一方案对于高危行为后的紧急阻断艾滋传播也有效。于是有了提供给那些高危群体后悔药的门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李凌华表示。

“关键是时间窗口问题,以前的资料是根据动物试验来的,发现灵长类动物在高危行为发生后72小时内进行紧急干预,有效率能超过80%。”李凌华表示,现在业内的观点是高危行为发生后越快进行药物干预阻断越好。“最好是高危行为发生后的2小时内,次好是1天时间内,最差也要求在72小时内。”

从2016年负责管理这一块工作以来,李凌华统计发现的紧急阻断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能够随访到的,坚持用完药物阻断后,最后的检测结果基本都是阴性。“只有一例,那是一个频繁、多次发生高危行为的年轻人,每次高危后就来自费购买阻断药物。最后一次服用了4天阻断药物后,就擅自停药了,最后感染了。”

药物的副作用集中在消化道反应上:恶心、呕吐,精神萎靡……如果选择三种药物联合阻断,28天的药费在4000元左右。

“其实,与其事后来长周期地服药,何不做好事先预防,使用安全套来保护好自己呢?”李凌华表示。

来源:咩事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