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甲午年间,广州的那场鼠疫

光绪二十年(1894年),序属甲午,中国(同时也是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甲午鼠疫,二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因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以及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被中国人刻骨铭记。而甲午鼠疫,因人类至今无法消灭疫症,也不应该被淡忘。

微信图片_20200519085241

人类历史上的三次鼠疫大流行

鼠疫(Plague),是由巴斯德氏鼠疫杆菌(又称“耶尔森氏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体广泛寄居于鼠类及旱獭等野生啮齿动物体内,经由鼠蚤的叮咬而传染给人类。

感染鼠疫后最明显的特征是鼠蹊部(人体腹部连接腿部交界处的凹沟)淋巴腺会有肿大疼痛现象,淋巴结大小不等,自豌豆至鹅卵甚至苹果大,因此有淋巴腺鼠疫之称,初为散发,条件适当即可造成流行。鼠疫属国际检疫传染病,我国将其列为法定甲类传染病之首。

在人类历史上,共有三次鼠疫大流行:

第一次:源自中东的“查士丁尼鼠疫”

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恰逢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故史称查士丁尼鼠疫。此疫源自中东,流行中心在地中海巴尔干一带,肆虐近两个世纪,高峰期每天死亡万人,疫情最终导致上亿人死亡。

第二次:源自西亚细亚的欧洲“黑死病”(Black Death)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14世纪的欧洲,疫源地在西亚细亚,因发病者舌头发白而皮肤发黑而被称作“黑死病”。当鼠疫越过意大利后,便以每天2英里的速度,沿地中海进入西班牙,然后翻过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和德国,接着向北蔓延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跨过北海抵达英国、爱尔兰,最后一直蔓延到冰岛和格陵兰岛。时人背井离乡,举家出逃,医生束手无策,凡得病者,只能坐以待毙。仅1348-1352年的4年间,就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第三次:源自云南的甲午鼠疫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发端于19世纪末,疫源地为中国云南。鼠疫传到广州后,借助蒸汽轮船(海船),向香港、厦门、上海、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非各大洲传播,持续流行,1930年代达至大流行的高峰。之后,持续多地散点爆发,余烬至今未熄。

1894年,因广州是鼠疫第一流行中心,且死亡10万人而使当年成为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有鉴于此,本人权称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为“甲午鼠疫”。前人对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尤其是对1894年广州鼠疫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我只是把1894年的广州鼠疫,名之为“甲午广州鼠疫”而已。

微信图片_20200519085246

晚清广州景象与1894年岭南鼠疫流行后应运而生的中医应对鼠疫著作《鼠疫汇编》,广东廉江县罗汝兰增修撰写。

鼠疫是怎样传入广州的?

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的疫源地为云南(宿主是家、野两类老鼠,传播媒介是鼠蚤),广州则是第一流行中心、重灾区之一。广州与云南相距1340多千米,山长水远,且二者之间还隔着一个广西省,云南的鼠疫是如何传入广州的?

从6世纪与14世纪的两次鼠疫大流行的记载可见,鼠疫喜欢袭击港口和乡村。因为那里有老鼠、有跳蚤、有货物,且温度适中。老鼠和鼠蚤随水上航行的船只和人员移动而把鼠疫传播到四面八方。

合浦(今广西北海)自汉代开始就是一个沟通中原及西南,面向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重要港口,是有史书记载、有考古实物证明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明清两朝,合浦还在广东省界内,是广东与云南客货运输的水路集散地。鼠疫正是通过水运船只、人员和货物,从疫源地云南,传到合浦的。赖文、李永宸的研究揭示,早在1867年,合浦就发生了鼠疫。合浦因此而成为岭南鼠疫最早的传入地。

合浦与广州之间辟有航线,鼠疫因此而通过水运,从合浦疫区经西江流域直接传入广州。根据1956年广州市防疫站的调查,早在1890年2月,广州就开始发生鼠疫了,以后的1891、1892、1893连续3年,每年的2-5月,广州都会发生局部的小规模鼠疫流行。

1894年1月16日,博济医院女医生奈尔斯(Mary West Niles)被邀请去诊治王将军的儿媳妇。她说,这个女患者在腹股沟部有一个肿块,体温华氏104.8度,脉膊160次,并有淤斑疹。奈尔斯在事后撰写的一篇报道中特别提道:“这是广州第一个可靠诊断的鼠疫病例。” [洗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转引自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尽管1890年-1893年连续三年的2-5月广州都有小规模的鼠疫流行,但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官府也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就这样,鼠疫在广州蔓延开来了,并于“王将军的儿媳妇”确诊一个月后的2月下旬,大规模暴发、流行。

据威尔士(J.F.Wales)称,鼠疫流行的消息,最早见于3月1日省城的报纸,当时这个病已经广泛流行了。[洗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转引自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我们无法找到这张报纸,幸而《申报》在1894年的4月-7月间,比较集中地报道了甲午广州鼠疫。

据研究者称,伍连德以及粤海关税务司摩根(F. A.Morgan)均认为:1894年是近代广州鼠疫的始发年份。[摩根(F.A. Morgan)《粤海关十年报告(二)》。]

甲午鼠疫的广州具象

1894年4月15日的《申报》,开始出现关于广州鼠疫的第一条报道。在4月29日的报道中,《申报》记者称,广州鼠疫最早暴发于2月下旬,地点在南胜里(位于今大南路南侧)。

南胜里位于省城的护城河“玉带河”北侧,这一带是回民的聚居区。赖文、李永宸的研究揭示,“旧城区的病例主要沿环城的玉带河分布,而以城南南胜里邻近地区为多,如八旗驻防地、运署(盐运司)、南海县衙、南海学宫、归德门等地,其中前三处尤为严重。其他病例的地点多位于玉带河边的城门出入口,如正东门的北横街、小北门、西北的出口“西关第一津”、正西门。当时广州的玉带河是与珠江相通、可行船运的运输通道,这种地区分布提示:疫情很可能是沿水路从南胜里扩散的。”

甲午广州鼠疫除沿环城的玉带河流行以外,还在城外西关肆虐。当时的西关,既是港口贸易重地,也是广州织造业的中心。据《中国历史纲要》记载,明末清初,广州附近已有2500多家纺织工场,每个工场雇工约20人,这些纺织工场大多集中在西关。1891年以后,西关纺织业的发展尤为迅速,据粤海关统计,1892-1894年仅从印度进口的棉纱就分别为157142、120658、161051担。[摩根(F.A.Morgan)《粤海关十年报告(二)》。]伴随织造业迅速发展而来的是人口的剧增、房舍的增密,以及纺织原料的囤积……这一切都为老鼠、跳蚤的栖生、繁殖和人间鼠疫的传播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正是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鼠疫几乎传遍了整个西关;西关亦因此而成为甲午广州鼠疫的重灾区。

《申报》的报道详细描述了染疫者的症状:“当疫症初起时,身上生一恶核,大如青梅,小如绿豆,痛彻于心,顷刻间神志昏迷,不省人事”。“所染之症皆系两腿夹缝或两腋底或颈际起一毒核,初时只如蚊虫所噬,转瞬即寒热交作,红肿异常,旋起有黑气一条,蜿蜒至要害处,随即夭亡”。曾于当年创办太平局十全堂救治患者的老中医黎庇留亦称:“核症患者,其病结核如瘰,传染广,伤人速,故以疫名”。[洗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

1894年2月下旬,鼠疫在广州大暴发,据《申报》报道:“城厢地方瘟疫大作,两月之久仍未止息,且传染之速,尤觉日甚一日。”有出门拜客,染疫而亡者;有为人诊病,染疫并祸及家人者;有染疫回家,妻及子女亦相继而亡者;有为亲人料理丧事,染疫而亡者;有出外购物染疫者;有赴局办公染疫者;有贼入疫家染疫而亡者;有在城内八旗驻地、省中文武大小衙门传染者;有在面馆、妓院传染者;有参加庙会染疫暴亡者。“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药石无所用之”;“近日染病之家纷纷迁徙以避,故省中屋宇多半旷闲,无人居住,而市面生意因之冷淡异常,凡酒店茶楼尤形寂寞,无敢过屠门而大嚼者,贸易中人无不仰屋兴磋也”。

疫情流行的峰值则在5月,6月中旬开始向四乡扩散,7月中旬以后渐以四乡的疫情为主。广州老中医易巨荪称:“甲午……疫疾初来,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死绝者,死人十万有奇”。另据《申报》报道:“六月朔日,疫势渐轻,死亡日少。仵作一流人始略得间暇,初六日,会饮于某酒楼以志获利之盛,互相会计,自春徂夏,省中死者共11万余人,而4、5两月为多,此两月中,竟居其半”。

官员作为与民间善举

由于对鼠疫缺乏认识,清政府并无专司防疫的部门。然而,大难当前,还是不得不有所作为。比如,按察使“制有治疫单药,分给士民……近日到署领取者应接不暇……臬宪(对按察使的尊称)以制备无多,恐难遍给,遂将药方抄出,发交爱育善堂,嘱其如法炮制,散给病者,藉以普救群生。”

又比如,南番两邑宰仅凭直觉,严饬差役勤加洒扫,并发出香术等物,命在狱内燃烧,以辟疫气;暂停操演,疏散军队;逃离疫区;禁止来自疫区的人入村。

另有官员,或在城隍庙设坛祈禳,为民请命;或释放罪犯“以弭怨气而迓天和”;或“另易岁首”以“祓除不祥”;又或“禁屠以全物命……禁止捕鱼……舁界神像出游,焚檀香放爆竹以辟疫气”……

广济医院与爱育善堂聘得两位名医,一在南关天字码头,一在西关湄州庙设厂施医。刘学询则在西关黄沙地方设立养病施医所,俾染疫无归者得所栖止,以资调养。“自开厂迄今将届两月,计留厂医治者不下数千人”。

港英当局的公共防疫措施

甲午广州鼠疫暴发后,一些有能力避难的人,纷纷乘船逃往香港。据《香港政府宪报》记载,1894年4月份,平均每周有1.1万难民为躲避鼠疫而从广州进入香港,直接把鼠疫传入香港。[《香港政府宪报,1895年》,香港政府1895年版,第369-370页。] 1894年4至5月间,继广州之后,鼠疫开始在香港流行。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布为鼠疫疫区。

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近代公共防疫措施,派出军队到太平山和中环一带的华人居住区逐户搜查、隔离病患、“洗屋”消毒,并强制把鼠疫患者送到“健康女神”号(Hygeia)医疗船上隔离并接受西医治疗,以遏制疫情。但这些西式防疫措施,屡遭华人抵制,甚至招致华人的暴力反抗。最终,港英当局只能顺应华人“回广州接受中医治疗”的要求,同意东华医院组织船只,以每日一千人的规模,把香港的鼠疫患者运送到广州方便医院等慈善机构接受中医治疗。

如此一来,广州的鼠疫病患以及鼠疫死亡人数就更加多了。据有关学者研究,1894年3-7月间,广州死于鼠疫者有10万之众,而据《九龙海关志》记录,从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布为鼠疫疫区,至8月份疫情逐渐消失,香港因鼠疫病殁者,为2552人。

甲午岭南鼠疫虽发生在126年前,但鼠疫至今未被消灭。至2020年3月,国内仍有旱獭病例(鼠疫)的出现。是故,不妨警钟长鸣。

来源:南方都市报(nddaily)  作者:卢洁峰(广州,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