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给深圳"综合授权" 送"大礼包释放了什么信号?

(原标题:中国焦点面对面:中央送深圳“大礼包”释放什么信号?)

(中国焦点面对面)中央送深圳“大礼包”释放什么信号? 

——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赋予深圳更多改革自主权。这份方案被看作中央送给深圳的一个政策“大礼包”。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对此进行权威解读。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赋予深圳更多改革自主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日前接受 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大礼包”中究竟有哪些“礼物”,它将给新时代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带来什么机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近日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央去年提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与此前的经济特区有何不同?深圳在国家宏观发展层面的定位是否出现变化?

彭森:中央出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性决定。这意味着深圳特区的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启了在一个更高目标、更高层次、更高起点上的再出发。

大家都了解,深圳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经济特区,是改革的先行者、探路者、试验田。40年来,深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埋头苦干,在经济体制、科研创新、对外开放、社会治理各方面,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很大成绩,已经把深圳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创新型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又进一步提出把深圳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对深圳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全方位的要求。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国还要不断探索完善。特别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后,谁来做先行者、探路者?中央等于把这个任务进一步交给了深圳。所以,深圳一方面要做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做好创新发展,同时在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也要做探索。

深圳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美元,相当于国际上一个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人民币,可能是全国今后15年左右的发展水平。所以深圳完全有必要先行一步研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更高水平上怎样就建立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探索。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新发展格局。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其次,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深圳还是要做一个先行者、探索者、排头兵。在这方面,中央对深圳也寄予了更高希望。40年前,深圳就是靠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来,今天还是这样。希望深圳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所提出的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要求,在前面起到试点、探索、创新的作用,能够尽快为全国提供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第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是中国改革推进方式的一个全新探索。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在特区基础上,进一步赋予深圳一些综合授权,通过综合授权方式进行全方位改革探索。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的“综合授权”最近确实备受关注,到底什么是“综合授权改革”?方案为何将它定位为“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一招”?

彭森:综合授权是这次方案的核心,也是最大亮点。深圳特区本身也是一个授权,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就是一个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按照邓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一种嘱托,也是一种授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对此进行权威解读。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日前接受 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说到底,当时这种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中央的很多要求或政策,在深圳特区如果合适就执行,不合适可以采取变通措施。但现在讲的综合授权,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对改革形式做一个全新尝试和探索。

综合授权方式是什么方式?具体来讲,就是清单式、批量式的申请和批复。对于地方按照中央总体要求,比如深圳在2025年要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要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2050年要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要达到这些目标,就要给予充分配套的一些政策和权力。通过这种清单式、批量式的申请和授权,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把解决一些重大体制机制问题需要的权力真正交给深圳。这样的话,深圳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将具有全面的责任和全面的改革自主权。

而且,此次中央批准的实施方案讲的是2020年到2025年,并明确将出台首批综合授权事项清单。随着工作进一步开展,可能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只要是改革中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遇到的现行法律法规束缚,需要进一步解决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一些问题,来为生产力解放开辟道路的,就可以通过清单方式向中央报告。经过适当程序,涉及法律的,经过全国人大进行审批授权;涉及国务院一些权责或国务院规章制度的,由国务院进行授权。这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给予地方差别化的改革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全面的尝试。

中新社记者:此次综合改革试点对深圳放权力度很大,一揽子推出了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尤其涉及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央给予深圳如此大自主权的目的是什么?

彭森:这次综合改革试点涉及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较多一些,包括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完善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六大领域。

就一个城市来讲,无论经济管理、社会管理领域,特别目前改革主要突破的重点,基本都囊括其中。这六大领域中,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第一部分——要素市场化配置。在这之前,4月份中央刚刚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对五大要素怎样加快市场化配置提出了全面的意见。但这些改革要推进,首先还要找一个改革的先行者、示范地、试验区,选定的还是深圳。在这方面进行先行示范,对带动全国市场化改革具有决定意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近日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相关政策力度比海南“自贸岛”更大。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日前接受 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同样涉及大力度授权放权和对外开放,深圳与正在推进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有何不同?

彭森:在此之前,大家都比较关注海南自贸港政策,应该说它与深圳的情况不太一样。海南自贸港侧重于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做一些全方位探索,包括结构性的对外开放,和制度性对外开放都会有更大调整。但从海南来讲,不要求它所有政策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而是在海南这个3.5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之上,通过“自贸岛”建设来落实相关政策,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创新。

深圳则是立足于神州大地,要能够尽快提供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是最大的区别。这次中央给予深圳的政策,实际上不比给海南“自贸岛”的政策力度差,应该讲力度甚至更大,特别是提出了在法律方面做更多授权,鼓励深圳在新经济领域加快一些立法创新,这都是非常好的。

中新社记者:在国际上,深圳发展是否有可以参照或比对的例子?深圳下一步发展,如何从“世界版图”上来定位?

彭森:深圳历经40年发展,从一个小渔村、GDP只有2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农业县,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创新城市,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创新和范例。在国际上,新加坡可以算是一个相对比较类似的情况,但新加坡缺少的是广大市场腹地,它是一个岛国型、城市型的经济,其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国际环境。

深圳则背靠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祖国市场,有全国的支持和关注,深圳的发展也离不开全国支持,无论人才、资本、科技成果,都是全国集聚到深圳,从各方面给予支持。今后深圳的发展,又会给全国提供新的发展动能、提供新的制度范例。所以,深圳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探索历程,它会成为全人类、全世界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一点我毫无疑问。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