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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三不”及其带来的人权灾难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日晚,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82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2万例。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医疗技术水平全球领先,而且其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集中暴发相对较晚,按道理美国有足够的实力和时间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工作。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竟然成了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心地带,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均位居全球之最,甚至连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也在不久之前感染新冠病毒,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可谓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这一失败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应对不当难辞其咎。概而言之,美国政府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具有不科学、不平等、不担当三大特征。

第一,美国政府在疫情应对上不科学。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具有传染性强、致死率高、尚无特效药物等特点。关于新冠病毒生成、传播、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尚处于科学研究之中,普通民众对其知之甚少,因此遵循科学防控原则是极为关键的。然而,美国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并未充分尊重科学的逻辑,甚至在很多场合以政治的逻辑取而代之。例如,将在公共场合是否佩戴口罩逐渐从个人自由的宣示转化为政治立场的宣示,与支持特定政党以及特定总统候选人关联起来。在全球科学家证实口罩作用并呼吁民众佩戴口罩以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同时,部分美国政客却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对佩戴口罩的排斥态度,对大批美国民众造成负面示范效应。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疾控中心今年9月起草了一项要求所有乘客和乘务人员在公共及商业交通工具上必须佩戴口罩的规定,结果遭到白宫的直接否决。出于资本利益及大选的需要,美国政府试图淡化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将其与流感相提并论,并且不时发表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言论,这对美国社会与民众无疑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之时,美国政府无视专家警告,迫不及待地放松防控措施,最终导致疫情不断反复,难见拐点。

第二,美国政府在疫情应对上不平等。在美国新冠肺炎集中暴发早期检测资源不足的时候,不少政界名人、社会名流、巨富阶层却能优先接受检测,这种富人优先而非有需要者优先的现象激发了民众的不满。即便是后期检测手段相对普及的时候,不同种族社区在获取检测的难易程度上也存在显著差距。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在田纳西州的调查发现,孟菲斯市新冠病毒检测大多在以白人为主的富裕郊区,而不是以非洲裔为主的低收入社区;纳什维尔市的新冠病毒检测大部分都是由设置在白人社区的诊所进行,而设置在少数种族社区附近的检测机构却难以及时获取相应的检测设备和防护用品。

在整个疫情中,老年人、贫困者、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所受影响最为深重。首先,养老院成为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场所。研究报告显示,长期护理机构中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不到1%,却占全美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40%以上;在养老院等机构中,目前已有7.7万名老年居民和工作人员死于新冠病毒。其次,穷人受疫情影响极为严重。富人有经济保障可以暂时不出去工作,很多中产阶级可以选择居家工作,而从事低端服务业工作的人口却不得不冒着疫情的危险出门工作,比如公共交通司乘人员、清洁工、售货员等,他们也因此经常暴露在疫情高发的环境中,感染风险极高。再次,少数族裔是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灾区。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拉美裔感染的比例特别高,而非洲裔死亡的比例特别高。几乎在美国所有州中,非洲裔新冠肺炎死亡率都是最高的;在有些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非洲裔所占比例为其在该州人口中所占比例的2倍、3倍乃至4倍以上。

第三,美国政府在疫情应对上不担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政府从结果上看是失败的,从过程上看是混乱的。美国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缺乏担当,引发世界各国对美国这一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能力产生前所未有的质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除了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掣肘与倾轧之外,美国政府给世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指责与污蔑。美国政府没有反思本国疫情治理的失败,却妄图将疫情蔓延的责任甩锅给中国。“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功夫病毒”乃至“中国诅咒”之类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表述不断出现在蓬佩奥等政府高官的口中。这些言论恰恰显示美国政府对内缺乏政治担当,不敢直面问题,因而无力扭转抗疫不力的局面;对外缺乏大国担当,在亟须全球各国团结携手共抗新冠病毒的当下,对世界秩序与全球抗疫造成了严重干扰。

美国政府不科学、不平等、不担当的疫情防控工作,让民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侵害了美国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的:“政客将疫情视为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代价则是众多美国人的生命。”美国一向自诩人权“教师爷”,可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糟糕表现,无疑是打了自己的脸,也昭显美国政府所标榜的人权理念有很多站不住脚的地方。

其一,从理论上来说,美国的人权理念是需要革新的,片面自由主义人权观涵盖不了人权的全部内容。例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类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以个体自由的名义拒绝严格的防疫措施,实质上侵犯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也伤害了集体的生命健康权。在对各项权利进行排序的时候,过于拔高个体自由的价值,实质上是忽视或否认对其他权利的保障,达不到真正保护人权的目的。

其二,从实践上来说,美式人权本质上具有极强的工具性。美国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借人权来攻击他国,而对自己或盟国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看到美国在国内人权保护方面同样有工具化的倾向。在保护个体自由权利幌子的背后,是将政治考量和资本利益置于民众生命健康权之上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冠肺炎防控中所谓的个体自由与防疫措施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人为造成的。美国需要放弃其固有的将人权工具化的做法,切实回到人权保障的正常轨道上来。

其三,从发展上来说,未来的人权保障需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支撑。在人权保障问题上,全人类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美式人权“一言堂”霸权之下,各国人权保障的实践与理论不时呈现出相互对抗的一面。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就是其中一种,世界各国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应对,否则将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才能有效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