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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两蒋“反共宣传”加剧“去中国化”

星岛环球网消息:中评社北京5月16日电  全国台研会副会长汪毅夫昨日在宁波大学名家系列讲座“做人做事做学问”上以“从失学青年到老年学者——兼谈我对台湾‘去中国化’历史的观察”为题发表演讲,汪毅夫指出,台湾光复以后,两蒋团队在台湾部分实现“去日本化”,却充分完成“反共宣传”。两蒋团队留下的隐患是:老牌皇民李登辉得到乘隙而起的空间,两岸因“反共宣传”的离间而有心理距离的空间。“反共宣传”的恶果加剧了“去中国化”的分离倾向。 

“去中国化”在台湾已经有了120余年的历史,第一阶段是日据时期日据台湾当局推行的“内地化”、“日本化”、“皇民化”。 

汪毅夫表示, “去中国化”的第二阶段是两蒋时期(1945——1988),主其事者先是两蒋派驻和委任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省政府,然后是两蒋亲率的团队。 应该说,台湾光复初期(1945 ——1949),两蒋委派的官员针对日据时期“去中国化”的后果做了有益的工作,诸如推行国语运动(推行中国的国语)、办理台胞回复国籍和姓名、拆除日本神社等。这些工作一一针对了讲日本话、入日本籍、用日本姓名、拜日本神社之类“外型”和“形式”的“皇民化”,但在针对“精神”和“实质”的“皇民化”,针对其核心的认同问题(皇道精神/中国意识)方面乏善可陈。他们完全没有做好从精神和实质“去日本化”的工作。 

汪毅夫认为,两蒋亲率的团队到了台湾干得也不好。日据当局对于看得到的“外型”和“形式”、看不见的“精神”和“实质”,一律用日本元素取代中国元素;两蒋团队自然是反其道而行之,看得到的一准用中国元素取代日本元素,但看不见的还是看不见。 

“尤为令人仰天扼腕长太息者,蒋经国晚年选择李登辉为继任者。”汪毅夫说,李登辉在当年是一个“外型”和“形式”似乎“去日本化”,而“精神”和“实质”则“完全日本化”的老牌皇民,是一个毒性很高的隐形皇民。 

汪毅夫也指出,另一方面,两蒋团队的“反共宣传”使得“去中国化”本来就有的“去者,离也”的异味更重。本来,“反共宣传”的敌方和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是大陆,但看得最多、听得最多的受众却在台湾岛内。例如,台湾文学界奉命出版的反共的“战斗文学”作品有几百部,但当年连一本也不曾流入大陆。“反共宣传”将大陆全部高度抹黑。连好心好意、诚心善意也一律是“统战阴谋”。譬如,蒋经国明知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实质是两岸“和平共处”,却要说是“制造和平共处的假相欺骗自由世界”。久受“反共宣传”的影响,会产生同中国共产党(“共匪)、大陆(“匪区”)、大陆人民(“匪区人民”)的心理距离。“反共宣传”的恶果加剧了“去中国化”的分离倾向。 

汪毅夫指出,在台湾,从1988年以来的第三波“去中国化”是李登辉及其追随者推动的。它具有明显的“合”的特征。一是李登辉及其追随者有时在蓝营、有时在绿营,有的在蓝营、有的在绿营,他们无论在朝在野,在“去中国化”这档事上是目标相同,勠力合作的;二是它集合了日据当局去中国元素取日本元素、将台湾人分离于中国人的努力和两蒋团队给台湾“皇民”活动、给两岸间隔造成空间的后果。譬如,日据当局的“去中国元素”和两蒋团队的“反共”已混制成毒性很高的“药丸”:“逢中必反 ”;再譬如,“两国论”回应了当年日据当局“将台湾人分离于中国人”的期待,又扩张了两蒋团队给两岸间隔造成的空间;又譬如,台湾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东亚史观已取代中国史观, 中国元素将被陆续删减到近于极限;……。 

“记得1997年,吾师陈孔立教授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集刊》撰文指出并批评台湾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如今21年过去了,问题变得着更加严重! ”汪毅夫感慨道。  

汪毅夫说,李登辉生于1923年,经历了“去中国化”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李登辉于1940年改名为岩里政男;在第二和第三阶段里,老牌的台湾“皇民”岩里政男是参与推动者和主持推动者。“现在,人所共见和人所言的事实是,在岩里政男的主持推动下,‘去中国化’已至于极端、亦将止于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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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汪毅夫 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