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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勾结攻击香港法治 意在乱港颠覆内地制度

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人2014年暴力冲击政府总部,上诉庭改判三人实时监禁,香港社会对此广泛认同,认为判决拨乱反正,使香港赖以成功的法治精神得到彰显,可防止“违法达义”歪风泛滥成灾。然而,香港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内外勾连,以“政治检控”、“政治审判”为名,对香港的法治制度进行肆意抹黑和无端攻击,外部势力更是以双重标准来看待香港依法惩处暴力犯罪的行为。他们的真实意图及政治目的,就是企图藉搞乱香港来挑战中国,甚至颠覆内地的制度。如果说香港法庭的有关判决,是香港现代历史的分水岭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分水岭,它有助于澄清香港社会和部分年轻人存在的模糊认识,有助于重树香港法治的权威,有助于维护香港的社会公义与繁荣稳定,这不但符合国家和香港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反对派与外部势力公然对香港司法施压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判决结果出来后,不仅有香港的反对派跳出来攻击法庭判决,还有一些外部势力遥相呼应。有美国参议员声称将促请美参议院通过所谓“香港人权及民主法”。《华尔街日报》声称,香港如今出现第一批入狱的“政治犯”,如果可能,北京未来还将会继续增加“政治犯”数量,香港的异议人士未来恐将面临继续为权益斗争或接受现状的残酷选择。英国《金融时报》妄称中国政府正加大对香港的干预,加强对不同政见者的“政治打压”。英国《卫报》社评妄称,有关判决结果是执行北京意愿而非寻求司法公正,旨在打压香港青年“追求民主自由。”“末代港督”彭定康除攻击法院判决,还吹捧三人会被世人牢记云云。

搞双重标准是外部势力的一贯手法

外部势力将黄罗周三人因暴力冲击而被判入狱称为“政治犯”,把特区政府的依法检控以及法庭的依法判决,说成是“政治检控”、“政治审判”,这些攻击诬蔑既是无中生有,也是双重标准的体现。其实,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社会秩序,对于示威游行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均采取严厉的镇压和惩处。

2011年发生的“伦敦大骚乱”,严重影响英国营商环境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形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英国政府以铁腕严惩暴力活动参与者。英国警方逮捕了至少2,952人,被起诉者至少1,774人,317人被判刑。

2011年10月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当示威群众占据行车道以致影响交通时,警方立即行动,当场抓捕700多人。11月15日,纽约市政府开始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纽约祖科蒂公园进行清场,驱赶抗议者,逮捕不肯离开的人。

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期间,反全球化示威者采取暴力行动,加拿大警方当场拘捕600多人,时任总理哈博公开称闹事者为暴徒。2011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发生骚乱,加拿大警方果断行动,逮捕100多人。2013年,加拿大还专门制定蒙面法法案,禁止在骚乱和其他违法集会中戴面具,违者最高可判囚10年。

德国政府一直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对于纳粹言行更是严厉打击,警方多次拘捕包括一些年轻人在内的新纳粹分子。就在今年20国集团汉堡峰会期间,当示威者超过和平集会的界限,采取暴力手段扰乱社会治安时,德国警方就果断出击,拘捕了近200人。

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对示威集会中非法行为制造者进行拘捕和惩治,而香港法院依法判决暴力违法者就成了“对表达自由的负面讯号”呢?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担心他们的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和行使言论自由及和平示威自由等人权,会因为警方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而受到“阻吓”呢?这是什么逻辑呢,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吗?很显然,外部势力与香港反对派散播黄罗周等人是“政治犯”,完全是无中生有、耸人听闻。这是企图以政治化手法美化暴力行为,将暴徒美化成政治明星,将他们被判囚描绘为被政治打压的“政治犯”。

香港法庭根本无以政治原因判案

只要认真读一下香港法庭对三人判决的判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法庭根本没有以政治原因对任何人判刑,黄罗周等人被判入狱,是因为他们的冲击行为属于暴力犯罪,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悔意。因此,必须依法给予必要的惩处。法庭判词强调:判囚与他们的政治理念无关。任何人都不能以政治理念掩盖其违法罪行,不能以所谓崇高政治理念凌驾于法治。否则,必将动摇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根基,将香港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香港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借三人被依法惩处事件而大做文章,其意欲何为?《纽约时报》8月15日评论文章称,“英国20年前就香港交还中国时,希望其西式自由能逐渐影响到威权主义的内地”,这句话正是粗暴插手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的自我暴露。一直以来,西方一些势力企图搞乱香港,妄图利用香港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甚至颠覆内地制度。黄之锋三人当年带头以暴力冲击政府总部,揭开了为期79天的违法“占中”的序幕。据一些外国智库研究员、学者和媒体披露:“占中”这场行动在示威者真正上街参与前几个月,美国某些势力就在积极策划和部署,把“占中”伪装成以争取“普选”为诉求的民主行动,实际上是要将香港转化成境外组织直接影响和颠覆中国内地制度的策源地。

反对派与外部势力力图挑战内地

因此,当黄之锋等三个违法“占中”策动者被香港法庭改判实时监禁,反对派和外部势力立即就诬称此审判有政治目的,这既是为“双学三丑”开脱罪责,更是为美国等西方势力计划和策动的违法“占中”张目,暴露出外部势力和反对派,长期以来利用香港挑战中国甚至颠覆内地制度,这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和政治目的。但是,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政府、组织、机构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香港反对派公然与外部势力勾连,对香港司法机构施压,试图将法律问题政治化,这是赤裸裸干预香港司法独立,破坏香港法治,损害香港社会的根本利益,必定不能得逞。尤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国力日益强盛的当今时代,要借搞乱香港来影响中国内地的图谋,更是注定要失败的。

判黄罗周入狱是具积极意义的分水岭

在黄之锋等3人案件判决前,《纽约时报》8月15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称有关判决势将成为香港现代史的“分水岭”。《纽约时报》说的“分水岭”这个词,用的是负面意义。不过,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此次法庭的判决,的确也是一个“分水岭”,它树立起了一个标杆,有助于澄清香港社会和部分年轻人存在的模糊认识,有助于重树香港法治的权威,有助于维护香港的社会公义与繁荣稳定,这不但符合国家和香港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上诉庭的判词掷地有声,指出部分“有识之士”鼓吹“违法达义”、鼓励他人犯法,公然蔑视法律,不但拒绝认错,更视之为光荣及引以自豪,这些“傲慢和自以为是”的想法,不幸对部分年轻人造成影响,使他们随意做出破坏公共秩序和安宁的行为。就在香港的法治传统面临严重冲击时,上诉庭的判决,对“违法达义”歪论是当头棒喝。当香港的法治传统面临严重冲击时,上诉庭判决是具积极意义的分水岭,修补了“违法达义”导致的“破窗效应”,使香港赖以成功的法治精神得到彰显。

事实上,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法治是举世公认的。其中司法独立在全球13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8,在普通法适用地区排行第3;2016年全球法治指数香港排名第16,远较美国排名靠前,而当中的“刑事公义”一项,更是排在第6位。这些都是多少年来,香港市民共同努力维护的结果,即使是香港反对派与外部势力互相勾结来攻击诋毁,也不可能动摇香港的法治根基和国际声誉。

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一个文明国家或城市的崛起,离不开法治的彰显。而众多国家的复兴,依靠的也是法治。当今世界上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局势动荡,甚至政权更迭,令广大民众深陷内乱之苦,大多与法治未立的情况下,盲目相信所谓西方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保持法治传统,一切依法办事,并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发展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应该成为今后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和确保繁荣稳定的正确之道。

(来源:香港文汇报,作者:黎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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