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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上诉庭“双学案”判决体现公正公义

“双学”三人上诉终院获批准,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一时间,出现很多攻击高院上诉庭加刑判决的言论,并认为终院最终将“扭转判决”、“还双学三人清白”云云。然而,终院的判决不可能受支持“双学”者所左右,而上诉庭的判决应得到最基本的尊重。更何况,三名上诉庭法官的一致判决,已厘清了法官所应遵循的“判刑原则”,且清晰地指出了原审裁判官的五点错误判决,包括两个最为重要之处:“一面倒地给予答辩人犯案动机不相称的比重”、“错误地给予答辩人有悔意这一点过分的比重”。与原审裁判官的判决相比,上诉庭的判决无疑更能体现判决的公正性,也更能彰显法律的公义。如果上诉庭的判决被推翻,难免令人忧虑,市民对法治的信心会否被动摇。

案件的背景无需赘言,而终院上周的决定也广受公众议论。尤其是在终院法官所指出的四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更成为近周来市民讨论的一个焦点。这四个法律问题包括:一,上诉庭有没有权修改或增减事实裁断;二,判刑应多大程度考虑被告公民抗命和行使“宪法”权利的犯案动机;三,上诉庭定出新的判刑指引应否应用到三人身上;四,上诉法庭在何等程度上应考虑《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09A条对16至21岁少年罪犯监禁的规定。

原审裁判官犯五原则错误

以上四个问题,涉及严肃的法律原则,市民当然期望终院能在判决中作出更清楚的定义。但如果翻看今年八月上诉庭所作出的抗议,就可以发现,以上问题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厘清。尤其在于犯案动机在判决中的比重等问题。

实际上,在决定某个元素该有多大的比重时,法庭一般来说会考虑案中罪行本身的性质和严重性、干犯罪行情节的严重性、罪行所引起的后果、犯案者的犯罪动机、犯案者的个人情况等因素。因此,上诉庭在判词中指出:“法庭需要全面、整体地评估案件所情况和罪行情节的严重性,继而对适用的判刑元素给予恰当的比重,然后对犯案者处以和案情相称的判刑。”

而如上诉庭法官所指出的,原审的裁判官在五个方犯了原则性错误。包括,一,完全没有考虑判刑须具阻吓的判刑元素,而一面倒地给予答辩人犯案动机等因素不相称的比重;二,只认为不涉严重暴力行为,却忽略了本案涉及大规模的非法集结;三,虽认为答辩人并无致使人受伤,却勿略了案件中保安员的受伤是“无可避免的”;四,只强调答辩人“只是为了进入一个他们真诚地相信富有历史意义及代表性的地区”,忽略了这不仅是自以为是,更是漠视法纪的行为;五,错误地给予答辩人有悔意这一点过分的比重,而实际上“他们所谓的悔意其实是表面的,可获法庭给予的比重不应过高”。

对原审裁判的五点驳斥,极具说服力,也让公众进一步对“双学”三人的罪行严重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实际上,在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法官的判刑主要考虑是“要惩罚那些干犯罪行的人,以儆效尤,并阻吓其他人不要以身试法,有样学样来破坏或扰乱公共秩序”。至于犯案者的个人情况、无论犯罪动机或原因是他自认为多么崇高、其他违法者罪责是否更重等,一般来说全都不是有力的求情或轻判的理由。

英国上诉法院Sachs法官在R v Caird一案判词中曾指出:“任何参与非法集结的行为,无论以什么具体方式进行,其严重性都来自成为一个以人数众多来追求一非法目的的群众的一员。法律从来都不会轻饶那些为达到该目的而藉人多势众来造成威胁的人。”

须摒弃政治对法庭的干扰

法律的诠释可能是复杂的,但法律所要体现出来的意义却不应该是艰涩难明的。要体现法治精神、判决的公正性、社会对公义的认同性,就应当本着不偏不倚的精神,摒弃政治的干扰作出令人信服的决定。在此方面,上诉庭三位法官无疑是做到了。

公众理解的是,判处“双学”三人即时入狱,并非目的,维护法治精神才是根本的目的。法庭的职责所在,是要向社会发出明确信息,在自由行使权力,进行集会、游行、示威等相关活动时,参与者必须守法,不能破坏公共秩序及公众安宁。这才是公众最为认同的一点。

上诉庭的判词中有这么一段话:“当下级法院对这类案件处以不同的判刑,由即时监禁至社会服务令不等,这些悬殊的判刑会导致社会大众对法庭判刑的理据产生疑问,影响妥善执行刑事司法公义的原则。因此,本席认为有需要阐明这类案件的判刑原则,以消除公众疑虑,也供日后负责判刑的法庭作为指引之用。”公众希望,在上诉庭已作出符合法治精神的判决后,终审庭能对当中的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原则作出进一步的厘清,以体现法律的阻吓作用、以维护法治的核心要义。

(来源: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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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义 双学 上诉 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