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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赤琰:反对派反引渡逃犯是无理取闹

政府提议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引起社会广泛讨论,这本应是好事,但“泛民”以及一些商界人士提出的反对论点就大有问题。

“泛民”反对的论点是担心“逃犯”涵盖所谓的“政治犯”、“异见分子”等,因此他们强辩说:为了保护港人的政治权益,尤其是反对政府与反对中央政府的基本人权,绝不能退让云云。某些商界的反对论点则认为港商在内地做生意,修订引渡条例后商人便会提心吊胆,深怕自己犯了法也不自觉,如此一来,做生意要绑手绑脚,压力太大,会影响港商在内地经商云云。

先说“泛民”的论点,因为担心自己的政治权益会受修例影响,应有态度是以建设性的态度对修订条文逐项审阅,如果没发现任何涉及“政治犯”,或可能被援引用作针对政治人物行为的条文,便应该放行,不要“一刀切”,把修例当成对立面。更何况普通法原则是没在犯罪条文列明的行为不能当犯罪论,因此“泛民”不分青红皂白,一听到修例的引渡范围涵盖内地便加拒绝,这不是建设性的态度,而是消极的破坏行为。这种持态不但对政治自由与人权无帮助,更会造成不良后果:

谁愿见港成“逃犯天堂”?

第一,错失机会去建立一个低犯罪率的社会,因为不修例而造成逃犯逍遥法外而无法伸张法律正义,哪怕是放走一个逃犯,对香港的国际形象都是有害无益。更何况不修订引渡条例,结果香港沦为“逃犯天堂”?

就目前等着处理的凶杀案,因为港台之间没有引渡协议,疑犯在港逍遥法外,不但对受害者与其家属不公平,还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

第二,政治自由与人权是社会总体自由的一部分,但不能自恃清高,与其他的自由和人权孤立出来全无关系。

以香港为例,立法禁止“黑社会”,既为社会利益考虑,也为政治利益着想,因为一旦“黑社会”猖獗起来,最常见到的是选举自由受到威胁。香港在这方面为害不大,是因为禁止“黑社会”条例加上执法严的结果。由此可见,“泛民”因片面的政治自由而反对修订引渡条例是短视与愚昧。

至于某些商界人士,他们只考虑到做生意不方便,怕不经意触犯商业犯罪而被引渡。这样的反对理由如果成立,整个香港便要法律真空,好让港商无法无天在港在内地为所欲为,不必怕犯不犯法。

这种持态很要不得,因为担心意外触犯商业罪行被引渡到内地,竟连引渡谋杀、绑架等严重刑事罪行疑犯的修例也要“格杀勿论”,提出反对的人以为自己在为香港“营商自由环境”说话,是商界的“代言人”。事实上,他们的反对言论恰得其反,不是维护香港的“营商环境”,而是在恶化营商环境。不是吗?全世界哪会有人主张法律不健全的营商环境是好的营商环境的?生活在香港这个普通法体系的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是:对法律的无知,不是开脱罪名的理据。

正是因为如此,香港警方和廉署常年累月在不同媒体宣传商业犯罪行为,要商家自我警惕,不要犯上商业罪行而不自觉。同理,既然港商可以接受本港法例禁止的各种商业罪行,为何不能接受内地为商业罪行立法与执法。更何况即使怕,亦应持建设性态度,与立法会议员探讨修例条文有无完善空间,不是“一刀切”、不问青红皂白加以反对,那是搞破坏,不是搞建设!

修例无损“营商环境”

香港已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香港的竞争优势是司法制度,这制度的优点是法律健全,少有漏洞,一旦发现漏洞政府便会提出修例补漏,既然商界担心港商会不自觉触犯内地商业法规,补救的正确态度是为港商“补课”,开办内地商业法规的通识班,同时也应针对大湾区的共同营商环境建立共同的商业法规,这不只是政界的责任,也是商界的贴身责任。但绝不是反对任何修例以求法律真空的营商环境,这绝不是香港传统应有的司法概念,对本港司法制度的优势也不利。

世界上所有法律,都是针对犯罪行为而立法,像为杀人犯立法便是,如果假设人人都怕有一天自己也会杀人,因而反对制定惩罚杀人犯的法例,这岂不是笑话?正确的持态是:假设杀人是病态,立法是要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也因此制定罚则,藉此伸张社会正义,也可有阻吓的作用!

作者:郑赤琰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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