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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鸿:从“占中”判决反思香港法治

“占中九人”案判刑并不是由司法来评价“占中”,判刑只是依据现有法例来裁决和量刑。法官判决在普通法的体制内,有不少相对主观的空间,但却不可能超越控诉的罪名和相关案例的范围。故此,判刑并不代表肯定或否定“占中”,更不会从国家安全这样更关键和重要的原则来作考虑。判刑是因为案中各被告触犯香港现行法例,并不是因为他们发动“占中”的政治主张,也不是因为他们自称“公民抗命”而获得减刑或缓刑。

“占中”是政治事件,但同时严重破坏香港的社会秩序。政治事件应以政治方法解决,但“占中”特殊性是涉及外国因素,已经不是一般和平示威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性质,因而不可能用一般的政治途径解决。涉及国家安全(香港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法律应有相关的法律处理。很可惜,香港尚未就《基本法》第23条展开本地立法以保障国家安全,使到欠缺相关法例来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事件。

于是,执法部门和法庭只能引用现行法律中,可处理“占中”违法行为的罪名来起诉、裁决和判刑。在港英时期,英国在香港派驻政治顾问,港英政府设有政治部,有递解出境不作审判与解释的权力和习惯。在处理政治事件时,英国一方面在暗中运作,另一方面依据法律,包括公安法等例作控诉、审判。在这样的制度下,港英政府不需在本地制定保障英国国家安全的法律,却可有效地保障英国的国家安全。

政治部在香港回归前解散,回归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中央政府将控制政治事件的权责交与特区政府,但特区政府没有经验、能力、机制、制度以至法律可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

国家安全有特定的范畴,实际表现在众多的领域里。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行动与事件都是通过不同领域来进行,并没有什么法定的边界。例如资助政治活动,可以是简单的出于政治理想,也可以是外国势力带着一定的政治企图和部署来进行。“反共反中”的意识形态在港英时期已出现,因为这不涉及英国的国家安全,故港英政府采取放任和纵容态度。但回归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成立的特别行政区,宪法列明中共的执政地位,“反共反中”便变成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行,特区政府怎能采取放任和纵容的态度呢?

“反共反中”已超越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范畴。若23条迟迟未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或会透过释法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填补回归之初制度安排的缺失。

“占中”判刑的不足之处是把政治事件由司法用非政治性质来处理,也因此凸显出香港应尽快展开23条本地立法工作,政治事件应依其政治性质来处理。立法要严谨,执法时要审慎,判刑时要小心,宽严有度。在23条本地立法完成后,香港才真正完成从港英时期过渡到“一国两制”下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陈文鸿 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