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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赤琰:修订《逃犯条例》没有法律妥协空间

近日有法律学者倡议在修订《逃犯条例》时,增加“港人港审”等额外移交限制。这个倡议有人提出反驳,指出其好几点不实际不可行,包括“如何确保毫无疑点下引进所有人证物证令犯人入罪?”、“如何执行他国刑法”、“刑事行为是每个国家或司法管辖区的内部事宜,属于地方主权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接受他国操控。”

“港人港审”不合理不可行

有关反驳指出是“港人港审”既有技术的难行性,也有主权的侵害性,而“港人港审”加入修例的倡议还涉及更多更严重的问题,本文诚就其他问题论述如下:

第一,香港的政治生态早在满清末年已形成,当时有革命家藉着港英政府管治香港而清廷管不了,遂在香港谋划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这种企图在香港颠覆内地政府情况至今仍一直发生,可是内地政府从没开放过“港人港审”。远的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港人刘山青涉嫌在内地从事颠覆活动被有关部门扣留,当时英国国会有议员质询外交部为何不对刘作出外交保护,时任外相的答覆是刘山青持回乡证返回内地,而中国政府一向不承认港人的英籍民身份(否则便等同默认“不平等条约”),港人持回乡证等同接受中国国民身份,因此英政府无权交涉。

既然港英时代已实行了多年的惯例:港人在内地犯法被捕,由内地法院审讯,这个惯例已说明港人犯了内地刑法不一定是“港人港审”。至于犯人没在内地落网逃回香港逍遥法外,碍于内地政府不承认香港是“殖民地”,所以内地无法与港英政府签订移交逃犯协议,这是出于特殊的政治关系(不承认殖民地的特殊考虑),这种特殊性早在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时已告结束(即香港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基本法》第4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基本法》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因此香港不可能成为内地罪犯的“逃犯天堂”,理应有修改《逃犯条例》的必要。

更何况中央早已对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作出原则性的指引,“‘一国两制’,河水不犯井水,香港照行现有制度,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不能被用作‘反革命基地’”。

也正是因为这个指引而产生《基本法》第23条有关保护国家安全条文。根据《基本法》第23条规定,特区政府需要自行立法保护国家安全。中央政府本来可将国安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特区实施,但中央信任特区政府有能力自行立保护国家安全。由这点可见“港人港审”这提议一旦通过,香港有可能会变成颠覆国家的“反革命基地”,要在“一国两制”下繁荣稳定,抑或成为“反革命基地”两者中抉择,相信九成以上的港人都会选择“一国两制”,因为这选项保证了港人的全方位自由与人权。

第二,司法自主权是世界上所有有主权的国家都拥有的权力,没有国家可凌驾在他国法律之上,这是国际法公认的法律原则。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区政府的司法权力是国家根据《基本法》授权予,不是自有主权去行使,这是国际政治也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原则。

维护法治不容后退

荒天下大谬的是反对派竟然鼓吹“港人港审”要求,反对派反修例只针对内地,称绝不能将逃犯引渡到内地。香港不是独立政治实体,而是国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提出这种太过分的要求,说穿了不过是为“港独”造成事实,因为只有“港独”才有主权自主,才有司法自主。现实上反对派不可能争取到“香港独立”,只好从司法自主去建立“事实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t)。这也就说明为什么那些热衷搞“港独”的团体见猎心喜,马上埋身去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第三,表面看去,那帮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人,好似在维护港人的权益,事实上,他们的行动恰恰相反。不谈法律权利则已,要谈维护的话,只能将犯法与守法严紧区分,两者不能区分,法治的意义便会被断送到体无完肤的地步,这是政治学与法律学最基本的认识。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最引为自豪的一件事,便是他在剑桥大学唸法律时,曾对大学教授指出: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的提法前后次序颠倒,应该是先有Order才有法律可言,因此李提出修正说是Order and Law才合情合理。他这说法严正地指出:当太多不守法的人埋身到守法的人群而能逍遥法外,社会秩序便荡然无存,因此应先把不守法的人无法埋身在守法人群中,才会有Order,否则法律无可能有效管治,必须先在政治上坚持立法去将不守法之行为立例禁绝,才能有社会秩序。而立法的基本工作便是界定非法行为,有了法例才有可能依法执法,一旦犯法者没法藏身而逍遥法外,便再也不会有侥幸之心,以身试法。

现在反修例的一群,他们的争论点不是为不犯法的人着想,而是为犯法的人排除接受法律制裁的责任,简直不知所谓!

作者:郑赤琰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