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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言不逊、有失师表好不幸!

读到一则报道,标题如下:“师父兼人权法专家戴大为:好不幸梁美芬系我学生!”

短短一句话!已反映这个人的人权法修养很有问题,有失其“专家”身份;同时也反映这个“师父”也很有问题,有失师格。

语带嘲讽不配为人师

先说第一点,作为人权法“专家”,戴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知识与最基本的人格修养。不是吗?对于梁美芬,不管她的政见如何、政党派别如何、专业选择如何,所有这三点都是每个人应有的基本人权,梁美芬做她想做的事,是她的自由,她的人权应该被尊重。但戴某不但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竟然用“好不幸”去贬低、去诋毁自己的学生。这个“好不幸”的贬意,用中国人的一贯理解,指的是这个人“已死了”,只有死才够说得上“好不幸”。因此,为了要贬她要毁她而把她判了“死刑”。普通人这么做可能出于无知,但出自一个所谓人权法专家的口中,明显不是言语一时错失,而是出于滥用其专业身份,误导人相信他对梁美芬的批评说很专业。使人相信梁美芬的所作所为,从其师父的“专业”角度来看就是“好不幸”!

说到第二点,戴某的一句“好不幸”也有失“师父”的尊严。为人师表,除有传道、授业、解惑之责外,亦要有师范之道,言传身教,上行下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好不幸”用在自己学生身上,等于告诉梁美芬已没药可救,因此戴某以梁所作所为而感到“很不幸”,甚至可说戴以梁为耻!

为人师表,中国人对老师的尊敬是不下于对父母的敬重的。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教育的大业不是一两次的教导便了事,而是要终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戴某在港任教已不下二十年,而梁美芬在城市大学法律学院任教亦逾十载,并担任两届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对法律的研究也绝不下于戴某,其著作包括《中国法制改革》、《中国法律制度》、《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等,又创办全球最大中英文双语中国法律网站“中华法律网”;在教学上多名著名法学博士与硕士是她的学生,她亦被委任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试问她在法律专业与教研的成就有哪一点可以被戴形容为“好不幸”呢?先不说梁美芬是否青出于蓝,但最起码她在学术上已是一名值得敬重的学者。

大学歪风起乃师之过

再退一步来说,不用中国人的“师表”来评说,即使是美国学术界权威约翰‧杜威(John Deway)的标准,就算戴大为不以梁美芬为荣,但起码也要有“学术自由”的气度来对待梁教授才是。作为学者,人人都有“学术自由”可做他们喜欢做的研究与发表著作,人人都可有不同意的观点,可以批驳对方的观点,但不能作人身攻击,这是美国学界人人都要遵守的“学术自由”:不作人身攻击,可作评论其观点。可是戴某作为学者,连这点“学术自由”也不遵守,“好不幸”是人身攻击,不是评论其学术著作!

从戴某一句话可见这位教授若在课室内轻率用“好不幸”或类似的语言评说他的“旧生”/校友,他便犯了教授应有的教学专业要求,凡教授应该知道与应遵守的教学原则:可以用不同的理论角度,不同的学派学说向学生讲解学识,绝不能用自己的偏好向学生施压去接受什么学派的什么学说。否则学生在教授偏好的压力下投其所好以求得到高分。反之,不接受教授偏好的学生因而失分或不及格,那不是学生的问题,是教授的问题,因此为了杜绝教授偏见/偏好的错误教学法,大学都有制度可让学生投诉教授或有专门机制让学生上诉。

戴对梁美芬的“好不幸”的人身攻击若在学堂上讲出来,学生便会受到重大心理压力,要么,挑战他的评说,要么服从他的说话,这一来,大学自由讨论的风气也就被扼杀了!

像戴大为这般妄加菲薄他人的风气,在香港学界已愈来愈严重,最离谱的是法律学教授竟堂而皇之公然在香港各个大专院校召开“全城商讨日”,以“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等谬论煽动学生参加非法“占中”,培训他们破坏社会秩序。这样教人犯法的事竟然出自法律教授,难怪今天的大学生不少人目无法纪,犯校规、侮辱师长、禁锢大学行政人员、声援立法会打架、冲击执法人员等事情屡屡发生,究其肇因,正是因为有教人犯法、教人不尊重人的人存在于大学也!要端正其歪风,必须先端正其人,因此特花点时间公开揭发他们的劣行!

来源:文汇报 作者:郑赤琰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