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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一国两制”面临空前挑战

继陈方安生、郭荣铿、莫乃光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3月访美、获美国副总统彭斯接见后,李柱铭、涂谨申、李卓人、罗冠聪等人5月组团访问美国、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见。香港“拒中抗共”分子如此密集而高调地拜访美国官方机构,并受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青睐,是没有先例的。这是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的一个缩影。

美国蓄意阻挠香港修例

美国当前举措,加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困难;美国当前举措反映美国战略调整,则将持续而且愈益恶劣地加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进“一国两制”的困难。

“一国两制”在香港经过20年实践,到了2017年底,开始迈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新阶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开始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法律和基本制度来说,香港从回归祖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起,“一国”就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香港唯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尤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一员,“一国”成为“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才从法律规定和基本制度安排,体现在活生生的牢不可破的实际上。

这样的转变,本身已非常复杂、非常艰巨,需要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展现创造性。譬如,大湾区要求区内各城之间达至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自由流动,参照欧盟经验,应当逐步取消香港与广东、澳门的出入境管制。证之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困难重重,取消香港与粤澳出入境管制必定更加困难。这一类建设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定遇到的挑战,因为中美关系演变而“雪上加霜”。

不妨设想,如果关于高铁“一地两检”的立法是在眼下展开,那么,可以断言其遭遇将有如修订《逃犯条例》。特区政府在一年多前为通过“一地两检”条例已经历不足为外人道的辛苦。特区政府如今为争取《逃犯条例》修订而已经、正在、还需付出的辛苦,数倍于通过“一地两检”条例。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现届、下届、再后几届政府,为维持有效管治和施政,将承受难以想象的挑战和考验。

从上世纪80年代香港前途问题提上中英两国政府议程以来,无论是中英两国政府谈判联合声明,还是中英两国落实关于九七前过渡的各项安排,以及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政制发展,香港一直是大国博弈的一个平台。美国以1992年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为标志,逐步加速全面渗透香港,相对于英国传统力量和影响呈后来居上之势。

直至修订《逃犯条例》,中央只是在香港政制发展和遏制“港独”上直接介入。修订《逃犯条例》原本完全可以也应当由特区政府和特区立法会共同完成。但是,反对派史无前例地篡夺有关条例法案委员会权力,扭曲了香港正常的行政立法关系,迫使中央必须行使宪制权责。

中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宪制权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国两制”的宗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基本法》赋予特区高度自治,一系列经济民生及其他社会发展议题都应当由特区政府决策和推行,但是,如果特区政府决策和推行遭遇反对派严重阻挠,出现如同《逃犯(修订)条例草案》无法在法案委员会被正常审议的情形,中央将不得不给予领导和指导。

如果美国干预香港事务变本加厉,如果反对派阻碍和破坏立法会正常运作常态化,如果特区政府管治和施政愈益艰难,那么,中央必定加强行使宪制权责。香港居民必须明白形势演变的因和果。

美遏华港不能置身事外

最近,看到两位香港学者的两篇评论,所提出的观点不能不予以批评。

一篇评论是方志恒5月19日发表在《明报》“星期日生活”,题为《中美新冷战香港角色 自由世界前哨?红色中国前哨?》,称:“概念上,美国在香港有三个可能选项。”作者对前两个选项——对香港维持“原则性放任政策”和实行整体性制裁,持否定意见,倾向于第三个选项——对香港实行个别制裁即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个别人士/组织,实行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措施。这种观点,与去年有人希望香港如上世纪“冷战”时期游离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博弈之外一脉相承。

另一篇是袁弥昌5月21日发表在《明报》“笔阵”的《君临城陷的钟声:修例争议升级与中美角力》,指中央表态支持修订《逃犯条例》长远或使香港特别行政区沦为焦土,是不妥的。袁弥昌是一个有思想火花的青年才俊,但是,关于香港的论述没有确立“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的基本观点。如果不予以改变,那么,难免危言耸听。

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给香港敲响警钟。香港不可能置身于外,也不会被破坏得变成“焦土”。坚定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近14亿同胞共命运,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香港随中华民族一起复兴。

作者:周八骏 资深评论员、博士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