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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乱港派破坏香港的新策略

为置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于死地,“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在6月时采取新策略。

一、动员和组织“蒙面”人进行各类非法行动,譬如冲击政府总部、立法会大楼和警察防线,甚至包围警察总部的前列。这些人,以几十人和数百人为组合,利用移动网络来指挥和沟通,在设置路障、发起攻击等行动上表现得进退有序。“蒙面”的目的是不给执法机构以取证的机会。这样的方式意味着这一类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明白,他们是见不得人的“鬼蜮”。

二、大规模进攻与零星“野猫”式骚乱相结合。6月9日大规模游行结束后,一小撮“蒙面”人于10日凌晨推倒立法会示威区铁马,有人向警员掷水樽或铁支,部分人冲出告士打道东行线,以垃圾桶和巴士站牌等做路障,阻塞道路。6月12日,在金钟一带,既有数万人的严重堵塞交通,又有一小撮“蒙面”人使用削尖的铁枝和地砖攻击警察,并破坏附近公共设施。

即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6月15日宣布暂缓两个条例修订工作,但是,6月16日反对派仍然发起大规模游行。6月21日,以“蒙面”人为主,反对派包围警察总部,堵塞多座政府办公大楼出入口,再度占据夏慤道、告士打道等港岛交通大动脉,瘫痪相关区域交通。

“拒中抗共”邀外力干预港事

三、反对派政治团体头面人物以闪缩的姿态参与“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的活动。具体而言,在6月9日、16日大规模游行中,他们公然集体走在最前列,俨然大游行的领导者;但是,在6月10日凌晨、12日和21日的暴力行动中,他们一部分人不露面,另一些人一方面支持行动又努力使行动不至于失控的面目出现。

四、因应美国及其他西方若干国家或国家集团公然领导、鼓动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竭力阻挠两个条例修订,“拒中抗共”政治势力赤裸裸地投靠其外国主子。陈方安生和李柱铭先后带领反对派头面人物访问华盛顿。反对派甚至公然要求西方国家在6月28日至29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上向中国施压。

五、多年来一直蛰伏的港英时代“遗老”按捺不住跳出来,加入反对两个条例修订的大合唱。6月23日,港英最后一届政府的宪制事务司施祖祥公开称,修例问题不在解释不足、宣传不够,而是“初心是错的”,他批评政府修例是拆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墙,令特区全无保障,“暂缓不如撤回”。特区第一届政府任期很短的保安局局长黎庆宁补充称,香港当务之急是修补因近期事件触发的社会撕裂,认为历史显示社会面对根深柢固的冲突时,真相与和解需并行,只有通过具公信力的组织,公正和全面彻查真相,社会伤口才可治愈,信任才得以重建。

请注意:施祖祥公然表明“一国两制”必须在香港与国家主体之间“筑墙”,果如此,则“一国”成不了“两制”的前提和基础,香港被高墙与内地阻隔,岂非成了单独政治实体抑或“国家”?

曾经出任港英最后一届政府保安司和特区第一届政府保安局局长的黎庆宁,应当明白使用武力攻击警方防线的严重性,他居然无视6月12日“蒙面”人使用武力攻击警方防线的铁一般事实而要什么“真相”。即使倾向反对派的摄影记者拍下的视频都证明一小撮暴徒在6月12日所为,黎庆宁难道要查出他们的幕后指使者?

反对派政治团体头面人物竭力避开“蒙面”人的暴力行为,以及“蒙面”人之所以“蒙面”,反映特区政府近几年打击“港独”和惩处2014年“占中”和2016年旺角暴乱的举措产生了震慑效果。因此,特区政府面对中止修订两个条例后的管治困难,必须立场坚定,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坚决不接受“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得寸进尺的狂妄要求。

另一方面,鉴于反对派采取了新策略,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相关工作。

网络遥控“野猫”式骚乱

譬如,利用移动网络指挥和实施“野猫”式骚乱的为首者和主要骨干的身份,以“蒙面”为遮盖的指挥暴力行动者和主要骨干的身份,都需要加强相关手段来识别。

特区政府修订两个条例工作为什么功亏一篑?有人归因于香港不少居民对内地司法制度不信任。但是,必须指出,香港社会已形成一股不讲事实和道理、只重情绪的歪风,这股歪风使不少香港居民不愿意听政府解释修订两个条例的真相和意义。

6月21日,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其网志发表《香港变了》,痛心疾首地说:“今天扼杀我们言论自由的竟然不是制度或政府,而是这个社会。”“我们活在一种独特的白色恐怖中。我们不敢轻易公开表达意见,因为每一次尝试行使这举世认同的权利时,我们,以至家人、朋友,会受到网上种种无法忍受的抹黑、谩骂、诅咒,甚至威胁。”

“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就是这股歪风的制造者和推手。

来源:大公网 作者:周八骏 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