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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抹黑国家帮不了既得利益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拒中抗共”分子在网络平台发起所谓“反极权大游行”,9月29日在香港未获警方同意的非法游行,演变成空前恶劣的暴乱。在台湾,“台独”势力则以所谓“929台港大游行 撑港反极权”活动和晚会来同“港独”势力遥相呼应。

9月30日,《明报》“观点”版的“笔阵”专栏刊登沈旭晖的文章,题为《“独裁2.0模型”:10年后的“一国两制”》,尽管没有把国家领导人与沈旭晖等人眼中的全球“独裁者”并列,但是,沈旭晖在文中的一系列论述,无疑是把内地现行政治体制列入“独裁者”,以此来分析“一国两制”。沈旭晖认为,William J Dobson的《独裁者的进化:收编、分化、假民主》一书的观点,有助于分析当前香港局势。他称:“解放军、武警、紧急法一类大动作,都属于‘独裁者1.0’时代。”“根据Dobson的研究,‘独裁者2.0’的第一特征是标榜自己定义的‘法治’,不时提出‘依法治国’。”

煽动“拒中抗共”制造恐慌

“香港回归后,本来属于昔日‘殖民地’精英继续管治的社会,经济、商业、文化、社会本来没有改变,只是‘换旗换督’。问题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太快,出现了太多新兴利益集团,而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能轻松使用的‘走出去’(自行理会其经济意思)基地,早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但假如不改变香港社会管治模式,只是小修小补,对他们而言,还是不能‘洗太平地’。唯有通过‘独裁者2.0’模式,动员群众,改变社会经济根本结构,才符合此刻某些利益集团的目的。”

笔者没有充分的事实为依据能断言9月29日“反极权大游行”和9月30日沈旭晖文章是整套部署的两个环节。但是,二者把内地政治制度贴上“独裁”或“极权”的标签是一致的。二者的另一个相同点,都是把反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协助条例》,提升到了反对内地政治制度的高度,充分暴露“黑色革命”的宗旨,不仅企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复制西方政治模式、进而变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甚至公然宣布“香港独立”,而且,企图推翻或改变内地政治制度。

当然,二者的差别也是有的。“反极权大游行”是一次诽谤内地政治制度的活动,能产生的效果是让敌视内地的人群发泄一次对内地的仇恨。沈旭晖的文章则不止于煽动“拒中抗共”情绪,而是抹黑中央正在展开的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与时俱进。

沈旭晖立论的基本前提,是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即使仍由昔日港英精英管治,却仍然属于西方的制度范畴;即使欠缺民主,也好过内地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内地推行“依法治国”是属于“独裁者2.0”。于是,沈旭晖得出推断──内地企业以及香港本地与内地关系紧密的企业,作为香港社会的新兴利益集团,正在以“独裁者2.0”模式改变香港社会管治模式。

沈旭晖在文章中没有阐述10年后“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呈现怎样的面貌。但是,从他文章标题来推断,他是把新兴利益集团以“独裁者2.0”模式来重塑香港社会管治模式,视为“10年后的‘一国两制’。”

沈旭晖指出香港社会管治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他给改变香港社会管治模式贴上“独裁者2.0”的标签,这一点是具恶意的。

落实“一国两制”进程绝不会受阻

以“黑色革命”为征兆也被“黑色革命”所激发,香港的确正在进入一个重大历史转变阶段。香港政治经济社会错综复杂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需要改革香港社会承继自港英时代的管治模式来解决。

9月以来,中央权威部门和中央媒体关于香港地产市场及相关知名人士的评论,以及境外媒体披露中央直接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拟增加在香港的投资经营,可以看作中央推动香港解决政治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战略部署。

但是,必须指出,阻碍香港克服政治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既得利益集团,决不是现代民主的化身或代表,恰恰相反,他们是利用在港英时代建立的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长期压制香港广大居民的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港英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同港英时代的专制政治制度相互配合的。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在发展民主政制上耗费过多时间和资源,忽略了对经济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所谓经济制度民主化,就是要充分尊重、促进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香港地产市场长期形成的寡头垄断,就是经济制度欠民主的一种表现。在香港经济其他一些领域,也有类似表现。

无论来自何处的资本及企业,香港都欢迎,只要它们遵守香港法律,体现公平、公正和尊重自由竞争。给内地贴上“独裁者2.0”模式的标签,企图阻止内地企业扩大在香港的投资经营,帮不了某些企图继续借助前“殖民者”余荫而在香港谋取重大利益的财团或个人。   

作者:杨坚 资深评论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