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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中央治港方略重大调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央治港方略做了重大调整,用一句来概括,即:从之前侧重于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调整为,以全面加强中央对特区的领导来促使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一)进一步强调特区的宪制秩序是国家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国家的地位。

尽管《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但是,在香港不少人依然强调香港高度自治,渲染香港与国家主体不同质。正是这种错误认识,为“黑色革命”煽动分离主义提供了深刻而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爱国爱港概念需与时俱进

特区建制成员,主要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拥护《基本法》,应当是爱国爱港分子。然而,“反修例风波”一役充分显示,爱国爱港是一个需要与时俱进的概念,曾经在香港回归前后展示爱国爱港情怀者,如果思想感情依旧停留在那一阶段,那么,势必落后于已然沧海桑田的香港与内地关系。

《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既对中央负责也对特区负责,有些人理解为双重负责是平行或平等的。按照这样错误观点,行政长官被要求在支持“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的民意与中央对特区的要求之间玩平衡。历任行政长官不同程度地为这种观点所限制。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严格依照国家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这是提高香港特区依法治理水平的根本保证。

(二)在政治上,中央对特区的领导,主要通过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实质任免,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应对“黑色革命”,暴露这两方面都需要完善制度。

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涉及三方面:应当任用什么样的人?有哪些人可以供任用?循怎样的途径任命?免去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也涉及三方面:为何免职?有何人可替代?循怎样的途径免职?

香港的政治现实,是缺乏足够合格的人可供任用或替代,也缺乏有效途径任用合格者或替换不合格者。合格人才的培养,需要通过“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与时俱进。物色和任用合格人才则需要完善制度,中央必须起主导作用。中央需要通过为其充分信任的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来贯彻其对特区的领导。

“反修例风波”一役显示,现行行政长官选委会未必确保中央信任的行政长官人选被选举产生。“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可能在即将举行的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中获胜,下届选委会可能让“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有机会推选其代表争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因此必须完善有关制度以粉碎反对派图谋。

这就涉及对《基本法》相联规定的解释。《基本法》从颁布到实施近30年了。30年来香港内外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初原则性条款而今遇到需要使用时颇感过于简略的困难,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给予解释以发挥法律的功能。

“港独”不止香港势将边缘化

(三)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切中当前香港遭遇“黑色革命”的时弊。

香港特区迄今未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是“反修例风波”得以演变成“黑色革命”的重要因素。现届政府没有足够政治能量来落实二十三条,但是,堵塞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窟窿,刻不容缓。社会人士已指出,《基本法》第十八条也需要具体条文来确保其被贯彻。因此,有媒体对于中央将如何引领香港止暴制乱,表达非常关注。

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前,香港建制不少人为绥靖主义所困。他们或者忌惮反对派穷凶极恶,或者顾虑分离主义挥之不去,或者担心变革累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总之,他们既不相信中央会在重大原则上退让,也不希望中央为捍卫重大原则而采取有力举措。

另一方面,“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以为他们已掌握香港政治主导权。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关于暴乱收兵的指令,关于黄之锋不能参选第六届区议会的评论,暴露“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对香港政局演变颇为自得。他们以为中央会忌惮美国而在香港问题上让步。但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央治港方略的重大调整,出乎他们的意料,以至于他们的头面人物大多噤若寒蝉。

香港特别行政区22年的历史证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在谁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至关重要的。中共十九大提出香港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央迅速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但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以发动“黑色革命”相对抵。不平息“黑色革命”,不遏止“港独”,香港无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将在大湾区被边缘化。所以,必须以政治促经济。

作者:杨 坚 资深评论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