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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轻判“占中案” 为暴乱火上加油

若然以一个字概括今年香港的社会局势,可以说是一个“乱”字。自年初的反修例争议起,香港整年几乎都在政治斗争的泥潭中挣扎,而且更是越来越激进及暴力。

笔者认为,香港于今年下半年的暴力行为恶化,主要由于4月底“占中九男女”的判刑。回归后,不满特区政府及国家的人士一直存在,但反对者尚算相对守法,直到2014年“占中”才开始走上所谓“违法达义”之路。现时回头看,“占中九男女”的判刑对香港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我们先不讨论9名罪犯的刑责,在处理“占中九男女”的过程中,个别人士及传媒一直将9名罪犯塑造成“英雄”,即使在判决后仍然赞誉他们为争取香港民主的重要贡献者。这对社会大众带来负面影响。过去,法律为何能防止人犯罪?除了由于法例本身规定犯案者需要坐牢或赔偿外,更重要的是犯罪会令人在社会的个人声誉受到破坏。无论在香港或世界各地,正常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子女或亲人是罪犯。故此,有时候即使法例最高刑责不算严重,大多人也不会无故犯罪,避免因此而拖累个人名声或俗称的“陀衰家”。

然而,“占中九男女”即使判罪后仍受到英雄式的“歌颂”,这令人误以为犯罪再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当人们对自己的罪行失去了羞耻感,反而认为任何惩罚是打压他们表达“政见”的手段,便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来犯罪。我们的社会在过去多年没有正确地将“占中九男女”描述成重案罪犯。反而,或许出于中国人的厚道或同情心而任由他们自我吹嘘,最终埋下了社会的错误价值观,也间接造成今天持续不断的乱象。

第二,对“占中九男女”的判决并没有达到震慑的效果。当中,最高刑罚是判囚十六个月,但鼓吹“违法达义”的法律学者戴耀廷在8月竟获准以10万元保释;牧师朱耀明居然获判缓刑,而前学生会领袖张秀贤更只判二百小时社会服务令。由2014年至今,从法院的判决中可见,“占中”从来都不是“严重”的案件。张秀贤在判“罚”后更可自由参选,并成功当选为元朗区区议员。

治乱世须用重典

这涉及一个如何维持治安的现实问题。人的心理是复杂的,当坏人犯了法后并没有得到严厉或足以阻遏重犯的惩处时,坏人是会倾向再次犯罪的。这现象在世界各地亦常见,故此经常有连环盗窃案及连环强奸犯等等。警察对于这类型的犯案最难以应付。若然犯罪者是高学历及高智商,并懂得利用传媒或朋友打造成“良民”,在陪审团制度下更难以入罪。香港自“占中”后社会沉静了一段时间,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各方都等待判决结果。当刑罚并不是想象中严重时,有关人士考虑各种利益后便会重新部署及再次行动。

香港治安在今年下半年急转直下,但纵暴派的策略没有太大改变。从包围警总、立法会,以至近日破坏港铁站及捣乱商场等,他们总是以雨伞等作遮挡,并破坏附近的闭路电视,然后涂污、打人及破坏公物,后期则加上火烧及扔汽油弹。现场外,其他人士则大肆散播谣言,并恐吓其他市民或宣传自己的行动。暴乱场景由警署、商场、街道、大学、车站或银行等不断改变,但基本策略相似。我们应考虑香港现时法律能否有效阻止此类案件,不然或需要以紧急法立法配合。

有纵暴派议员曾建议降低暴动罪的刑期。若然我们认为现时的暴动罪及有关的法例未能有效阻止暴徒再犯罪,我们是否反而要考虑加重相关刑责?

除了刑责可能过轻外,有法律学者认为,积犯出狱后没有相关支援协助,令他们重投社会及积极工作,亦会影响重犯的机会率。重要的是,积犯很大机会重新返回旧时共同犯罪的朋友圈内。我们是否需要另设支援服务,令年轻罪犯在坐牢及出狱后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笔者认为,现时处理因政治理念而犯罪坐牢的人士需要特别措施。例如,他们或许要单独囚禁,接受合适的心理辅导或限制在狱牢内看新闻或报纸,避免刺激他们投入香港复杂的政治。即使出狱后,他们可能亦需要定期接受治疗辅导,扩充他们的社交圈,再者法庭要对重犯者的刑罚加强,以达到震慑的作用。

最后,今年香港的经济及民生已受到严重破坏,乱象已令香港过去辛苦建立的国际声誉毁于一旦。11月访港旅客按年大跌56%,平安夜的内地旅客与整体访港旅客量,也呈断崖式下跌近50%。若然香港社会未能重建法治,明年香港可能由“乱”字转为更悲惨的前景。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多想办法加快处理反修例案的审判,并多方面配合压抑犯罪者重犯,这样香港才能回复昔日的太平。

来源:大公网 作者:孔永乐 城市智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