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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黑衣蒙面听审——法庭上的另类不作为?

现时的确没有具体法例,明文规定律师、司法人员在裁判法院内应如何穿着才算适当,可是,如开庭时真有律师未能大体恰当地判断自己的衣饰穿戴,法官可根据法庭一贯的传统礼仪,又或以法庭固有管辖权(Inherent Jurisdiction)的原则,要求律师改善衣着后,才处理案件,以保障司法过程的庄严性。换言之,律师穿着不当衣饰的行为虽没有犯法,但并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任意基于个人喜爱而胡乱穿着的。

蒙面听审损司法庄严

在上述原则下,市民如戴帽进入法庭,又或在庭内让手机响起来,法庭同样会以传统礼仪或固有管辖权的理由,纠正市民不合法庭礼仪的做法。这些在法庭内常见的、涉及不属于犯不犯法的态度问题,法官可以按常情常理,运用普通常识,作出他的个人判断。法庭固有管辖权这类原则,过松,是不恰当地放纵;过紧,是不恰当地弄权;一切在乎分寸,以维护法庭尊严为标准及目的。

近日因暴动罪而衍生出来的案件开始进入庭审阶段,大量疑犯被控严重伤人、纵火、袭警及藏械等罪名。这些案件的被告人被带到法庭提讯时,由新闻报道所见,他们支持者的装束都有可堪斟酌之处。举例,他们有的戴黑色面罩──只露双眼,有的穿上连帽外褛,总之是些可以掩盖头颅的衣服,换言之也是些可以把身份隐藏起来的装束,煞有介事并联群结党,大摇大摆地进入法庭公众席听审。这种情况令不少裁判法官感到不安,他们遂向上级法庭作出反映。可是,管理层对这些合理的不安感觉,却采取“不予干预”作为解决办法。管理层这种取态,究竟发放了什么信息呢?法庭想表示它的善意?抑或法庭对心理威胁式的行为作出屈从?

以上述群党听审的服饰而言,他们戴黑口罩、刻意用衣服遮掩容貌,其实已不只是穿不恰当的衣服去旁听审讯那么简单了,他们那身装束打扮、利用衣服及口罩的配搭,或许已对庭内任何人构成一种心理威胁。举例,这类案件日后如进入正式审讯时,很可能需要传召普通市民证人作供,群党旁听者那身装束打扮,很大机会直接影响证人作供时的心理状态。司法机关的管理层可有关注到市民证人作供时的心理压力吗?试想当证人作供时望向公众席,入眼的、包围自己的四周,均是被遮头蒙面的黑衣、黑口罩人士,如果被他们盯着,证人能畅所欲言吗?这样的环境下作供能不妨碍公义的彰显吗?如果进一步想及仍未能遏止的俗称“私了”(异见者被黑衣团伙非法围殴)的风气,对旁听者在衣着上的“宽大”,会不会是在打击市民出庭作供的意欲?市民会不会因而被灭声?何以不恰当的衣着打扮,在香港的法庭内是予以容许的呢?这点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对证人“另类灭声”

古语有云,勿以恶小而为之。种种欠缺公义的“小事”,总之是些不容易被公众察觉及辨认出来是不公平的事,长年累月在司法圈子内发生,本文所谈的装束问题便是一例。究竟当中问题何在?是管理层处理危机的意识薄弱?解决问题的手法不切实际,但又揽权自重?笔者不知道。客观效果是管理层拒绝下放权力予下级法庭的法官,让他们无枷锁地审案。遇上懦弱怕事的法官,容许黑衣蒙头者旁听,对司法公正有多少影响,虽是未知之数。但普通常识告诉我们,如法官不阻止这种在法庭内穿着带威胁性衣服人士的行为,这类“另类旁听者”,便可发挥他们对市民证人的“另类灭声法”。

法官严管律师及市民在庭内的衣着,却漠视黑衣蒙面人旁听,司法系统中存在的双重,甚至多重标准,会否为香港带来伤害,为国家埋下炸弹?

来源:大公网 作者:黄汝荣  退休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