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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永乐:香港应考虑设立“议员问责制”

早前,有两名区议员在其办事处外张贴“蓝丝与狗不得内进”告示,引起公愤。在开埠初期,港英管治者及西方人对华人种族歧视,令身处于低下阶层的华人更为悲哀。曾几何时,华人在晚上11时后不准在街上行走,更不得居住山顶。1908年,两名美国人写信给《南华早报》,批评港英政府治理能力欠佳,公共地方充满不洁的华人,建议电车及公园等另设西方人座位。虽然,香港已回归祖国接近23年,可惜的是,个别民选议员却仍然存在这种恶劣的歧视。

有议员纪律比小学生更差

事实上,回归后不少议员的言行都有极大争议。例如2016年立法会选举当选人梁颂恒及游蕙祯在宣誓时将中国读成“支那”;更有议员涉嫌袭警、非法集结及阻差办公等罪行。去年12月,有建制派议员曾在立法会大会上,根据《议事规则》动议解除两名判监(或缓刑)的反对派议员职务,结果因议案未获三分二在席议员赞成而遭到否决。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一个人已经被判有刑事罪行并监禁超过一个月,然而只要在若干比例议员的支持下却可以避开任何处分或责任,更可在立法机构内获得职权,有权力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基本上,只要当事人脸皮厚,外人也难以要求议员为其言行负责、道歉甚至主动辞职。可见,香港的政治制度存在极大问题!

由于现时议员制度的严重缺漏,因此可以解释为何反对派挑起的“修例风波”会令香港陷入混乱。去年4月,立法会成立条例草案委员会处理修例事宜,但委员会因反对派议员刻意阻挠而无法选出正副主席,反对派议员甚至擅自推选正副主席,刻意制造“闹双胞”闹剧,却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其后的委员会会议继续陷入一片混乱,令会议无法举行。不少市民都质疑为何这些严重破坏议会规则的行为,竟没有人需要负上责任?议员的责任包括参与会议及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但若然未能符合要求时,现时却没有任何问责机制,令部分议员的纪律可能比小学生更差。

2002年,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开创主要官员问责制(俗称高官问责制),以改善政府施政,但却没有进一步想到议员问责制度的设立。在现时的香港局势下,区议员及立法会议员当选后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例如,有议员发放误导信息,抹黑警察在抗疫期间“囤积口罩”、“贪生怕死”;有议员可在海外公然抹黑香港警队执法,或在暴乱期间阻碍警员执行职务等。是次在办事处外贴带有歧视性、侮辱性“蓝丝与狗不得内进”的告示并不是偶然。例如西贡区两名反对派区议员早前动议以“纪念”名义更改将军澳区两个休憩处名称、有西贡区反对派区议员诬蔑警员“绑架”……这种歪风已逐渐成为常态。

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港下,黑色暴乱仍不止息,相反更有不少反对派区议员参与其中。为此,我们更要考虑设立一个完善的“议员问责制”。议员问责制可与高官问责制相似,例如,区议员及立法会议员出现严重错失时应该辞职,同时,立法会议员必须确保其下的法案委员会能顺利运作,如多次因各种理由未能成立法案委员会,全体议员将会集体减薪若干百分比。《基本法》规定立法会议事规则由立法会自行制定,但当中的细节及更宏观的问责制度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当中我们更要考虑,如何确保民选议员言行及其通过的议案符合宪法和本地法律等问题。

败坏纲纪歪风不可助长

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可见,不单香港的选举制度存在漏洞,欧美的议会制度也有不少问题,以致世界各地都出现民粹主义的现象,并浮现言行极端的政客以各种手段达至其目的,影响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香港有其独特的政治现实,我们汲取外国经验时,也要尝试创立一套适合于香港制度。重要的是,制度要建立一套正确的文化价值观。香港新一代年轻人逐渐失去务实的议会价值,吹捧以激进手段令社会陷入“泛政治化”及“泛暴力化”。

近年来,年轻人热衷参与政治选举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看到当选后便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我们改革政治制度时必须要面对现实,香港的政治、自由、法治及治安都非常脆弱,香港的议员有权力并有义务,有人如未能符合标准便要付出代价。客观来说,议员的薪酬津贴都要下调,扩大至议员聘任的僱员都要符合规则。不然,香港政治实况只会继续加深社会撕裂和仇恨,市民生活及外资从商长期都受到影响。

作者:孔永乐 城市智库成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