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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裁判官又“放生”“众志”?

“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成员吴嘉儿及何秀仪,去年3月在立法会《国歌条例草案》委员会的公听会上举起标语抗议及擅离座位,被控在会议厅范围内逗留时未有遵守秩序,何秀仪被加控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日前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何秀仪普通袭击罪名不成立,3人传票控罪罪名成立,各人只被判罚款1000元。

大家可能会问:为何判得那么轻呢?主因在于裁判官认为,被告行为不算严重,未有严重干扰立法会会议,中断时间不长,并认为3名被告“不是为了个人目的及私利”,出发点是为了整个社会,加上3名被告都是大学生,“是未来社会栋梁”,“若随便被判监禁,将失去很多作用及贡献”云云。

无法不令人质疑,裁判官减刑理由不但十分牵强,并反映判刑受到主观想法乃至个人政见影响。扰乱立法会会议秩序,虽表面上不会造成物理损害,但立法会的营运乃是由公帑支持,所以不论干扰其会议时间的长短,都是在毁坏公共财产。裁判官又凭什么以公共财产的毁坏程度,作为轻判的理由呢?

其次,裁判官以三名被告“不是为了个人目的及私利”作为减刑理由,不但是无法实证的唯心之论,更有可能是错误判断。须知道,谋取私利不一定是金钱或物质,可以是非物质的发言权或知名度。三名被告在公听会内的抗议行动,已是为求表达一己之见,损害其他与会者正常发言的权益,同时因此而成功取得媒体曝光率,赚取了政治知名度,又怎能算上“不是为了个人目的及私利”?

退一步而言,即使三名被告真是“不为私利”,但是这能构成侵害公共财产和其他与会者正常发言权利的合理辩解乎?裁判官又有否考虑刑罚的阻吓作用?假若不考虑刑罚阻吓性,不是等于变相鼓励其他人仿效吗?

至于三名被告是大学生,更不应是减刑的合理原因,而是予以重判的考虑因素。三名被告已是成年人,而且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明辨是非的能力理应比其他人高。换言之,他们理应知晓犯法等于自毁前程,而他们仍要执意知法犯法,难道还不应处予重罚乎?

更重要的是,所谓“不为私利”这一动机臆测,本身已经隐含裁判官的政治立场,其实是肯定被告的作案动机,只是不支持对方的手法。因此,有关方面理应提出刑期上诉,司法机构是否亦应取消该名裁判官审理涉及社运类型案件的聆讯资格,以免裁决再次出现“表面偏颇”的情况?

香港法官接连爆出疑似“放生”反对派“示威者”的情况,亦不禁让人思考一个问题:港区国安法将来实施后,案件审判权及终审权若是下放给香港法院,他们究竟能否秉公办案呢?似乎,港区国安法在制定之时,应在订明最高刑罚的同时,亦应订明最低刑罚,以及获得缓刑的具体条件,才能杜绝部分法官滥用量刑酌情权。

作者:温滔淼 时事评论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