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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委秘书处能在《香港国安法》颁布时便成立吗?

这个问题,以我国的办事效率看,绝对不是问题。在香港警队内部也不成问题。但在政务主任(AdministrativeOfficer,AO)当道的特区政府,参考2015年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的前科,国安委秘书处随时花上一年才能成立。何解?笔者为大家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6月18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的《涉港国安法》说明,本周六由新华社报导了其摘要(下称“说明”),“说明”写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秘书长由行政长官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秘书长产生办法,和《基本法》规定的主要官员程序,如出一辙。

笔者以曾在特区政府工作的经验,猜想国安委秘书长的情况?这包括:职级?何时才能成立?经费?如何避免“揽炒派”的法律干扰?及廉政公署会否重演“麦齐光事件”?

职级不光是薪津是否吸引到合适人才,而是职级不够,自诩天子门生的政务主任(AO)是不会理睬你的,用内地术语“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官位不够高,天子门生高级过你,那何须睬你。你官不够大,连旁听每周二举行的“行政会议”也没资格。这会令国安委秘书长工作,倍添困难。笔者认为,由于国家安全十分重要,且秘书长的委任是跟足主要官员,因此特区政府应给予国安委秘书长“局长级地位和待遇”。国安委秘书处应像其他政策局一样,设立常任秘书长、行政秘书、配备多台汽车和司机(且不限于办公时间)与及新闻秘书,而且还要设立政治任命性质的国安委副秘书长及国安委政务助理(不只一人),务求有一套人才承传机制。保安方面,现时特区政府由司长到局长都不配备保镖(政府内部称之为bodyguard,由特区警队G4精英组成,保护特首及前任特首),然而“国家安全”事涉最凶险的对敌斗争和反恐,国安委秘书长随时有被敌对势力绑架(以便套取情报或威胁泄密或迫他/她变节)及杀害(以便泄愤)的危险,是否也应配备保镖?否则国安委秘书长孤家寡人,如何在安全情况下开展工作?但上述的工作人员(尤其负责文职的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及背景审查,否则有人乘机泄密(例如向苹果日报透露秘书长行踪,以换取报酬),随时令维护国家安全,功亏一篑。

前特首梁振英任内,便曾出现多次泄密事件,而每次获得这些机密资料的都是《苹果日报》。最经典便是2014年初《苹果日报》头版全文刊出11页用中文写成的文件(政府内部很罕有的做法;直到笔者2017年离开政府时,政策文件都是由英文写成,各持份者给意见也只能用英文。讽刺的是受政策影响的港人,绝大部份是用中文的。或许是因为AO自诩英文了得吧),文件主题是《在南沙建“香港城”》,以解决港人“上楼”之苦。事后翻查,发现这文件其实是2013年年底一次内部讨论中用过的(苹果日报也登出了该文件日期),而曾经接触过这份文件的局长、高级公务员以至特首办主任及常任秘书长等,不超过20人,而这20人都属政府内极高官(笔者虽忝为“新闻统筹专员”,但职级只属首长第4级(D4),官位太低,没资格看到这份文件。笔者也只是在《苹果日报》披露时才知悉此文件和倡议)。但一直到梁特首卸任至今,这份长达11页的文件是谁人泄密给《苹果日报》,始终没法查到,不了了之。这样的事情若出现在国安委秘书处文件(国安委成员包括不少极高官以至其身边工作的AO),事关重大,不可不防。这里岔开一笔,日后警队国安部门工作应包括调查特区政府内部泄密(连政府秘密也守不住,谈何维护国家安全?)。值得注意的是,特区建立以来的4位特首,凡是不由政务主任(AO)出身的特首(如董建华和梁振英),便会出现泄密事件。到了由政务主任(AO)出身的特首(如曾荫权及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便从未出现整份政策文件的泄密。这是巧合?抑或蕴含其他讯息?笔者愚鲁,只能指出现象,期盼中央垂注。

国安委秘书长职级定为政策局局长,那问题来了﹗AO们会否坚守英国人留下来的“两个凡是”(“凡是英国遗留下来的制度都是好制度,凡是英国人当年作出的惯例,我们都要紧跟”);于是像当年梁振英特首成立创科局一样,AO们坚持要先在立法会大会内通过一个决议及得到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创科局高层的薪津拨款,创科局才能成立。于是立法会内反对派例如今天已移民加拿大的陈伟业等便大钻这个制度空子,把区区3000万港元的薪酬拨款卡住超过大半年。由梁特首2015年初重提要设立创科局,到真正成立,折腾了近一年,累得首任创科局长杨伟雄要以行政会议成员兼特首科技顾问身份,开展工作,但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当年梁特首曾问过至少2位高级AO,科技不等人,如何可以快一点?答案是:“根据惯例,一定要这样做。”。当然今天的特首也是AO出身,希望国安委秘书处(不光是秘书长的职位)不会像创科局一样,要等上一年。

对香港的AO来说,这世界上任何事情包括“维护国家安全”都不会重要得过“维护英国人留下来,但英国人自己也不遵守的制度”。因为这是他们最熟悉的做法,他们的存在和这个“英式制度”有共生关系。有趣的是,当年那2位AO,一位是林太今天十分器重的局长,一位已升到政务主任的最高级别—首长第8级(D8),位高权重。倘若他和她联手坚持“维护国家安全也不能不跟制度”(再强调一次,这个制度连英国人自己也不遵从),那么国安委随时出现委员们全齐了(因为都是现任高官),但却没有秘书长的窘境。又或者有了国安委秘书长的职位,但却拿不到立法会财委会拨款,只能无薪工作。

至于“揽炒派”的法律干预,不论是国安委秘书长,抑或在“说明”中强调“应当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国安公署都可能面对。例如许智峰随时跳出来搅“私人检控”,控告中央驻港国安人员和香港警队的国安人员在办案时,滥用暴力,而个别裁判官又很配合地发出传票,传召中央和香港国安人员工作,令他们不胜其烦。另外,许智峰也可以用“公开资料守则”要求中央及香港国安人员公开资料,令他们有被“起底”之虞。黄之锋又可以透过田土厅纪录翻查国安人员的公家及私人物业,令他们及其家人出入也会受到美国间谍监控。“揽炒派”又可以提出立法会质询,要求国安委秘书长到立法会回答。倘若立法会主席又很宽松地批准这些质询,国安委秘书处便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回应这些提问。政府内便流传,立法会议员随便入一些书面质询,相关政府部门便花上至少两周时间去查找、核实、各相关部门给意见、草拟书面或官员发言回应。倘若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后,“揽炒派”车轮战地提出立法会质询,针对国安委秘书处,以至中央在港设立的国家安全公署,以便缠扰中央和香港国安部门,消耗他们的精力,好让国安犯罪份子及美国间谍,从容逃之夭夭,那如何维护国家安全?这些情况,不可不防。笔者建议,凡属国安部门的质询,立法会主席不应随便批准。律政司也应主动介入“私人检控”,杜绝许智峰等人的滥用。至于公开资料守则,中央及香港国安部门应以“有碍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为由,拒绝回应。凡涉及对中央及香港国安人员“起底”的,香港警队应立马加以拘捕及检控。倘若“揽炒派”入禀法庭作“司法覆核”,香港法官应以其英国宗师为榜样,凡属“影响国家安全”的案件,一概不受理。然而,今天的香港,连警察因为执法而开枪都要面对裁判官传票(因为许智峰提出“私人检控”),而且控罪是严重到足以“终身监禁”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又很配合地不介入,令该位警员孤立无援。故此,笔者对日后不断出现针对中央及香港国安机构的“司法覆核”,绝不奇怪。说到底,香港的法官退休后都是以到“五眼联盟国家”尤其加拿大居住为荣的。加拿大﹗咦﹗这些法官会否担心自己退休时会成为“孟晚舟第二”?

至于廉政公署2012年的“麦齐光事件”会否重演?麦齐光因为1980年代的一件鷄毛蒜皮事件,在上任局长第12天的凌晨,被廉政公署以拘捕大贪污犯的方式拘捕,并扣留问话了一整天,而很奇怪的是:份属廉政公署机密的拘捕行动,却又被全香港新闻界适时知晓。当天,在全港政治记者云集廉署总部门外时,麦局长被迫辞职。据说时任特首梁振英也是在拘捕行动前半小时才得悉事件,无奈接受麦局长辞职。之后,麦局长花了逾4年时间,私人耗费近千万港币计的律师费才得以脱罪。笔者实在担心我们的国安委秘书长会否受到廉政公署同样“礼遇”?倘真如此,试问谁敢出任国安委秘书长?又或者不用20年前的小事,廉署用“公职人员行为不检”抓捕国安公署、国安委秘书长以至警队内的国安负责人,都是有可能的。大家放心,郭荣铿被中联办公开指责涉嫌“公职人员行为不检”,廉署到今天逾2个月仍然巍然不动;但若有人(例如那位自诩熟知廉署运作的林卓廷)举报上述国安人员“公职人员行为不检”,廉政拘捕行动,随时快到你不信。当然你若是AO出身,可能幸免于难(麦局长是技术官员,不是天子门生的AO),但AO连上国情班都不愿意,试问又如何令中央信纳他们会真心实意维护国家安全?至于廉政公署2012年7月时为何会大张旗鼓地去拘捕梁振英政府新上任的局长,你懂的﹗不妨提醒大家一句,廉政公署执行处整套运作是学英国特务机关的,由MI5到MI6都有。至于两个机构人员私下的紧密联系;咦﹗这算不算《香港国安法》4宗罪之一?笔者没有天子门生般聪明,未敢置喙﹗

国安委秘书处是关键部门,如何令这个部门能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当天便能成立,并配备足够经费以至足够安全,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揽炒派”,而是坚持“两个凡是”的AO。至于新任的国安委秘书长会否变“麦齐光第二”,相信连廉政专员也控制不了其执行处长(同时兼任副廉政专员)。至于如何避免国安公署、国安顾问及国安委秘书处不受许智峰等人的法律滋扰,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也要考虑一下。

文/冯炜光 (作者为香港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

来源:香港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