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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鸣:人大决定是“社会最大公约数”的重要体现

昨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作出决定的议案》,根据决定,2020年9月30日后,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后,任期仍为四年。

至此,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押后所导致的“权力真空”问题得以解决。这是回归以来首次延续立法会任期,是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为香港特区立法会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为香港各界团结抗疫提供了政治保障,也积极回应了香港主流民意。人大决定是“社会最大公约数”的重要体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此表示衷心感谢,称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决定,妥善解决了立法机关因押后选举出现空缺的问题,再次展示出中央对特区的关爱和支持。第六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将依据议事规则和法律继续运作。

人大决定彰显了基本法权威

基于7月以来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的决定,体现了特区政府把市民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施政导向;但反对派却对其贴上政治标签,肆意抹黑,恶意炒作,甚至给林郑扣上了“擅自改变立法会任期,违反基本法”的帽子,唯恐天下不乱。

这些恶意炒作没有法理依据。立法会任期是否延续?延续到什么时候?下一届立法会任期几年?决定权并不在行政长官手里,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这其中的法理逻辑很简单,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基本法订明香港立法会的职责;基本法的修改权和解释权都归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针对立法会选举押后导致的权力“真空”如何处置?必须也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人大决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在此次审议议案过程中,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为维护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确保特区政府正常施政和社会正常运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项决定,符合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与原则,是必要的、适当的。

人大决定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充分彰显了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充分彰显了全国人大的宪制地位,体现了中央是香港处置危机的最终把关者、裁决者。

人大决定关照了香港实际

当下,香港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是尽快制止疫情蔓延,这是香港最大的实际。

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特区政府前期防控措施得当,香港一度是全球疫情防控的“模范生”,受到世衞组织的赞扬。然而,疫情防控形势在七月份急转直下,连续十几天每日确诊病例超过或接近百例;更为严重的是,每日都出现几十宗“无头个案”,还出现了社区传染病例。这令人想起17年前沙士爆发时的淘大花园惨况,如果社区传染的悲剧重演,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原定于九月份立法会选举是福是祸?显然,各党派宣传造势、参选人拉票、选民投票,这一系列活动必然导致大规模人员聚集,给病毒传播提供机会。抗疫和选举孰重孰轻?考验着特区政府的智慧和能力。在反覆考量后,特区政府援引紧急法,果断决定选举押后一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说明特区管治团队把市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为此,不惜冒一定的政治风险,体现了勇于担当的精神。

香港遇到的这些实际情况,中央了如指掌,洞若观火,也时刻关心香港同胞的安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作出决定,从法律上明确了香港第六届立法会运作,这是对香港实际最大、最及时的关照。

人大决定回应了主流民意

当下,香港的主流民意是什么?是拒绝“揽炒”,恢复秩序。这些年来,香港的“政治争拗”逐渐演变为“政治揽炒”“暴力揽炒”,给香港造成惨痛的损失,市民早就受够了!“政治放一边,生命最优先”──不少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基本法规定,香港立法会是特区的立法机关,依法行使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等重要职权。但这些年来,反对派议员把立法会变成了战场,“拉布”“流会”不厌其烦,“飞扑”“抢咪”不断出现,污言秽语充斥其间,“全武行”随时上演。去年“7.1”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中,竟有反对派议员为暴徒充当“带路党”。

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尚未启动,就已经显示出“未选先乱”的苗头。戴耀廷组织实施非法“初选”,要求参选人签署协议,当选议员后否决政府的所有议案,制造宪制危机,令特区的政治机关“停摆”。这种做法严重破坏选举规则,如果如期举行选举,“政治病毒”与“新冠病毒”交叉传染,香港不知道会乱成何样!而市民会成为最终的“买单者”。在经历了“黑暴”袭击,又目睹某些国家应对疫情不力的乱象后,越来越多的市民清醒地认识到,疫情下的选举,只会助推“政治揽炒”和“暴力揽炒”,令香港陷入痛苦的深渊,就在特区政府作出决定前,延期选举的呼声不断高涨。人大决定的出台,正是回应了主流民意,是合情合理合法、顺应民心的重大决定。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社会更需要凝聚共识,形成推进社会进步的合力,尤其在遇到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时候。而凝聚共识不仅需要交流沟通,关键时刻,还需要法律的加持,从这个角度讲,全国人大的这项体现“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决定,具有标志性意义。

作者:屠海鸣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