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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刑不上黎智英 香港法治何在?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刑事恐吓记者案,法庭早前裁定案件表证成立,但日前裁判官却裁定黎智英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法庭的判决引起社会舆论哗然。黎智英刑恐案案情十分简单,证据已显示黎智英有在言语上恐吓记者,但裁判官却认为该记者并不感到惊吓,因而判黎智英无罪。

表证成立仍被判无罪

这样的判决理据不但主观,而且与以往刑恐罪判决存在不同标准,这样的“双标”究竟是因为裁判官的个人理解不同,还是因为被告人的身份不同,值得深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因为黎智英传媒老板身份、因为他手执公器而投鼠忌器,甚至出现刑不上黎智英的情况,必将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也令人质疑在之后的国安法案件中,法官会否继续无理“放生”黎智英。

黎智英刑恐案早前已判定“表面证供成立”(case to answer)。所谓“表面证供成立”,是指控方所提出的证据或证供,从表面上看来可靠、齐全或有理据,法官便会判决“表面证供成立”,并且继续审讯案件。这是入罪的先决条件,如果被裁定“表面证供不成立”,被告就“毋须答辩”并获当庭释放。因此,黎智英案被判“表面证供成立”,虽然不代表一定就会入罪,但黎智英刑恐案案情十分简单,既然“表面证供成立”,代表犯罪事实明显,入罪机会理应高唱入云,这也是外界对于黎智英最终被判无罪而感到哗然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黎智英在“表面证供成立”之下却被判无罪?裁判官主要有以下几个理据:一是认为记者被黎智英指骂后仍然保持微笑,因此没有足够证据显示记者实际上有被恐吓;二是裁判官指多次翻看证人另一名同事当日拍摄的片段,听到黎智英说“我实搞你”,但未能清楚听见黎智英曾说“揾人搞你”,而他认为“搞”字有很多意思,不一定有恐吓之意;三是裁判官认为黎手指指向记者,只是代表认识对方,并无造成实质伤害;四是裁判官认为黎智英当时可能只是暂时不能控制情绪,形容是即时反应,未必有细心思考用字;五是裁判官不接纳事主是诚实和可依赖的证人,原因是事主回应盘问时态度回避,而且要辩方多次提问后才回答律师问题。

细看这几个理据,感觉上裁判官似乎与黎智英的辩护律师交换了身份,在判词上极尽为黎智英辩护之能事。而且,有关理据存在极大的主观性。例如对“搞”一字的咬文嚼字,而并非结合当时的语境和一般应用;又如他以记者微笑作为其未受惊吓的理据,但微笑与受惊吓并无直接关系,而且案件已经拖了几年,记者在回答一些细节时需要时间回想或回答不清晰,都是情有可原,但最终却被指是不诚实证人。裁判官将所有疑点利益都归于被告,反而对于确凿的证据、短片、证供置之不理,这样的判决似乎有欠客观,难以令人信服。

更令人侧目的是,2013年“新民主同盟”范国威在旺角被一名退休男子刑恐,告上法庭,被告当时辩称自己只觉范国威及其成员欺负老伯,不忿之下出言责备,因“好躁”、“一时冲动”而失言,并质疑范根本不感恐惧,但裁判官最后仍判处其罪名成立,原因是事主有否真受到惊吓并非重点,法庭必须保护任何人,尤其是公众人物不受威吓。这个案例说明事主是否受到恐吓并非重点,关键是有没有具体的恐吓行为,但现在裁判官却认为受害人没有受到惊吓,反过来漠视具体的恐吓行为判被告无罪,完全是双重标准。出现这样“双标”的唯一解释,可能是裁判官考虑到被告“公众人物”的身份,因而作出了这样的判决。

香港法治受严重冲击

如果这个解释成立,似乎证实了外界认为法庭“刑不上黎智英”的评论。确实,由2014年的非法“占中”案,至牵涉反对派议员的“黑金案”,到现在的刑恐案,要不是律政司不作起诉,或拖延很久才起诉,就是判决对黎智英极为有利,令黎智英彷彿有了“免罪金牌”。尽管官司纍纍,却从来不用承担刑责,难怪早前黎智英被警方以国安法拘捕时,他反反覆覆就是说担心被移交内地受审,彷彿在香港受审他就无所畏惧。看来,他的传媒老板身份、他的政治身份,他手握的媒体,令到司法机关对他作出检控或判决时,往往投鼠忌器,这显然不是香港这个法治社会应该出现的情况。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日前撰文,指“任何人都会犯错,法官不例外”,又谓“若法官犯错导致裁决不公,律政司会决定是否上诉”。现在黎智英刑恐案引起社会舆论极大不满,法律的公平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再加上判决中各种令人诟病之处,都说明律政司必须上诉推翻原审判决,还事主与香港市民一个公道。更重要的是,黎智英还涉及国安法大案,如果之后在判决中再出现受争议的判决,例如在证据充分之下竟判无罪,这样对香港法治以及稳定的冲击将更大。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届时中央恐怕不得不介入纠正。

作者:方靖之 资深评论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