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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罪违“国际人权标准”?

日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得志(快必)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以及发表煽动文字等9项控罪。为此,所谓的“民权监察”发表声明,宣称谭得志被控发表煽动文字是“以言入罪”,造成寒蝉效应,摧毁言论自由;又宣称联合国专家及人权事务委员会多次质疑今次案件涉及的煽动意图罪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要求当局摒弃“过时法律条文”云云。

不讳言的说,“民权监察”的所谓批评,本身便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言论自由并非毫无限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三款订明:“(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可见某些言论受限制并不一定造成“损害言论自由”。

与此同时,第19条谈及言论发表的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道德”,而现行的《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第10条,正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而订立的法律规定,符合《公约》的要求。

其次,“民权监察”宣称控方以“港人常用于游行、示威的口号及字眼列为罪证”,其实相关口号,只是反对派支持者常用,“港人常用”一说是蓄意夸大。即使有人常用相关口号,不等于此类口号并不违法,并不会因此而积非成是。

至于所谓现行的煽动意图罪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先不论所谓的“国际人权标准”,包括声明提及的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4号一般性意见书》,本身有否国际法效力,所谓专家的言论亦不一定有理。事实上,声明提及的信函并未指出现行的煽动意图罪,究竟如何具体地不符合《公约》第19条,只是宣称煽动的定义太阔,声明提及的香港议题清单,也只是要求特区政府解释清楚煽动的定义。

此外,《意见书》虽提到“政府首长及官员应接受市民合理的监察,不得惩罚作出批评的人”,但是不少人忽略或故意不提的是,现行煽动意图罪第(2)款已经订明:任何作为、言论或刊物,不会仅因其有下列意图而具有煽动性:(a)显示女王陛下在其任何措施上被误导或犯错误;或(b)指出依法成立的香港政府或香港宪制的错误或缺点,或法例或司法的错误或缺点,而目的在于矫正该等错误或缺点;或(c)怂慂女王陛下子民或香港居民尝试循合法途径促致改变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项;或(d)指出在香港不同阶层居民间产生或有倾向产生恶感及敌意的事项,而目的在于将其消除。

(注:根据《香港回归条例》及《释义及通则条例》,原有法律的条文中对女王陛下的提述,须解释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他主管机关的提述。)

换言之,现行法例早已有豁免性条款,保障市民合理地监察政府,以及作出建设性批评的权利。然而,捏造所谓的“8.31事件”,煽动市民仇警,妄图逼迫特区政府答应有违基本法和本地法律的所谓“诉求”,以及高呼有分裂国家意味的口号,又算得上哪门子建设性批评呢?由此可见,反对派批评检控违反所谓的“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其实并无任何法理依据。

 来源:大公网 作者:文兆基 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