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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公众法治信心 司法机构责无旁贷

司法机构日前发表声明,解释香港执行司法工作的数个基本原则,强调法官必须不偏不倚,行使司法权力时以法律为依据,别无其他考虑。坊间对於法院或法官在保释、判刑、上诉和覆核层面的评论和批评必须有理可据,对相关背景有正确理解,理由充分和恰当地提出,否则会损害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最终危害香港法治。

这份声明发表之后,随即引来了一些非议,有意见认为是老调重弹,又批评部分法官在判案时表达自己的个人立场,司法机构对於不同政治立场法官的处理手法不同。对於近日多次出现的弃保潜逃情况,声明并没提出堵塞漏洞的建议。

不讳言的说,声明引来非议,实属意料中事,因为整份声明由始至终都未能解释在现行制度之下,如何能够确保法官恪守声明所提到的司法工作原则,亦没提及法官不能恪守专业时,究竟有何后果。例如:声明中提到,“法官在履行其司法职责时持正不阿、无惧无偏的精神诚实行事,这正是每位法官所作的莊严司法誓言所要求的”,但是,假若法官违反誓言需要承担何种后果呢?

又如:声明谈及法官的公正性时,便提到“《法官行为指引》清楚述明,司法独立亦是指法官必须独立於其他法官”,但若出现法官向另一法官施压,或有法官受到其他法官影响,又需承担何种后果?声明提出的所谓“纠正方法”,便是提出上诉,但是现时的司法体系内,假如某班法官已经结成朋党,不跟大队者便会遭到排挤,提出上诉又怎能保证他们不会“官官相卫”?

至於声明宣称“法官均不得受任何政治主张的偏见所影响”,但正所谓“人心隔肚皮”,法官会否因其个人政见乃至喜恶而影响判案,其实只有他本人知道。

与此同时,一个曾受法律专业训练的法官,即使受到个人的政见影响,他也未必会明言,而是会利用他的法律专业知识,巧妙地运用法官的量刑酌情权,又或者保释条件决定权,从而达到“轻判”的结果。

是故,在香港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的情况下,声明并未能提出任何机制,藉此确保法官恪守声明提及的各项司法原则,只能单靠他们自律。更重要的是,法官判案尚且需要讲求证据,但是法官决定被控人的保释条件,或者行使量刑酌情权的时候,则没一套可量化的客观準则。某程度而言,被控人弃保潜逃,或者法官的量刑引起不少非议,正是由此而起。

量刑酌情权被滥用

以保释为例,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条例》赋予被控人保释的权利,但是法官亦可因有实质理由相信被控人可能会在保释后犯罪、弃保潜逃或骚扰证人,而拒绝其保释申请,但是何谓“实质理由”似乎取决於法官的主观判断。另一方面,缴纳保释金的原意,是防止被控人保释后再犯案或弃保潜逃,但是金额基本上又是随法官随心而定,因而出现有些被控人只需缴纳几千元保释金的情况,使到保释金制度形同虚设。

至於法官的量刑酌情权,同样地缺乏客观準则。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思尧在2013年因侮辱国旗罪成,被判入狱九个月,但他在2017年再犯侮辱国旗罪时,法官却是判他入狱两个月。在大众根本无法探知法官判案时,究竟会否受其政见或个人喜恶影响的情况下,同一个人重犯同一条罪,刑期竟然不增反减,又怎有可能不会引来非议?

由此可见,坊间提议香港仿效外国,设立量刑委员会,正是希望能够藉此釐定一套量刑指引,从而减少法官以主观判断量刑而引起的争议。司法机构既然赞同法官可以被批评,而坊间对於法官的批评和建议,本身正是有理有据之时,为何又不愿接纳,而要坚持量刑是法官的专属权力?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文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