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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港人选举权应获保障

媒体早前披露,政府拟最快下月向立法会提出修例,建议在内地设立票站供内地港人投票,争取赶在明年立法会选举落实;由于时间紧迫,政府今次修例未打算进行大型公众谘询,也不会改变“通常在香港居住”的选民定义。

多年来,政府在公众谘询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市民也一直有参与公众谘询的传统。可以说,公众谘询是政府与市民之间达成的不成文契约,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否成功,成也谘询,败也谘询。当然,做好公众谘询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机会成本,不久前有官员曾慨叹政策出台前做好谘询有难度,因为谘询往往会变成动员行动。政府今次拟不进行大型公众谘询,除了时间紧之外,估计也有担心揽炒派从中作梗,使修例节外生枝的因素。但是,境外投票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还涉及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政府提出条例草案前必须有充分准备,不可掉以轻心。

疫情凸显境外投票迫切性

笔者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考虑,仔细查阅了政府2012年、2015年、2017年三次有关优化选民登记、检讨选举安排的公众谘询文件和最终报告,发现不同政见的政团,无论是立法会议员、学者还是普通市民,对谘询议题未涵盖的境外选民投票以及“通常在香港居住”的选民定义问题非常关注,每次谘询都有政团及公众人士主动提及,要求政府研提解决方案,也曾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2012年谘询时,公民党的意见书专门讲到要厘清合资格选民,认为“香港基本法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而根据现时的法例,只有登记成为选民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通常在香港居住的居民方为合资格选民。就民间对于通常居港的定义之问题有着不同的争论及疑问,例如是否应包括一些退休后回内地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公民党认为政府应该及早厘清有关通常居住的定义……”民主党的意见书认为“对于已在境外居住的选民,为保障基本法赋予的投票权,其最后居住地/直系亲属地址均可被接纳为其登记选民的地址”。

2015年谘询时,经民联、民主党均认为政府应就“通常在香港居住”作出定义,民主党更具体建议如某人更改登记资料或新登记为选民之前一年,其中有多于6个月的时间居于香港,才可以被视为“通常在香港居住”。

到了2017年谘询,既有建制政团提出“政府当局应考虑准许本身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并在内地工作/居住的合资格选民,在政府驻内地办事处投票”的建议,也有公众人士提出“政府推出境外香港永久性居民投票方案”的要求。

2012年选举公众谘询至今已经8年时间,观乎政府发表的三次谘询报告,从最初认为“此问题比较复杂,当中牵涉到香港永久性居民投票的基本权利,须留待下届政府小心处理”,到表示“不宜在选举法例就此作出定义,政府无意在选民登记中加入额外条件”,再到表明“会作适当研究跟进”,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值得指出的是,在过去10年,立法会至少讨论过5次“境外选民投票”议题也未有定论。拖延多年的“通常在香港居住”的选民定义和境外选民投票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得特别突出,终于迎来了政府从善如流、堵塞法律漏洞的曙光,殊为不易。特首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将以“迎难而上、排除万难”的精神完成此项工作,可见政府决心之大、力度之强。

事实上,公众在以往选举谘询中多次表达对境外投票的关注,已帮政府解决了“是否需要”的问题,下一步政府只需以“如何进行”为重点制定实施方案。同时,政府应当乐见揽炒派就此提出意见,如果他们为反而反,不惜打倒昨日的自己,只能是自取其辱,反倒有助于公众认清其“只反对不建设”的真面目。

在大湾区推行先导计划

虽然政府倾向不就修例展开公众谘询,但笔者认为,政府须想方设法释除公众对相关问题的疑虑,增强修例的公信力和认受性。对此,政府有三件事情可做:

一是向公众详细阐述选管会发表的2020立法会选举报告书中,“一个人可同时通常居住两个地方”的选民定义。二是政府应说明此次境外投票范围是居于内地特别是大湾区选民,属于先导计划,后续还将研究海外选民投票事宜并作出适当安排。三是政府应借鉴国际选举观察员的做法,邀请无政党背景的太平绅士等中立人士加入境外投票监察队伍。建议在明年立法会选举一至两周前实行提前投票,除特区可派出选举官员和投票工作人员到境外,亦可由太平绅士、候选人的代理人在场监票,确保选举公平公正。

来源:大公网 作者:徐若曦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