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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痛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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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鲗鱼涌英皇道一处密集住宅建筑群成为“打卡点”/资料图片

初冬,内地朋友有的跑到江南秋游,有的拍京城银杏红枫,朋友圈秋意斑斓,闲情逸致。身在香港的我们仍不能放开聚会出行。确诊个案再次升至单日两位数,防疫措施再次收紧。

看来香港的疫情控制只能做到这样了──没有雷霆之力,过筛子似的网住一些,漏掉一些,控制在低发率,不可能清零。通关遥遥无期,经济复苏不知更待何年?日前专家指,香港市民出现上呼吸道症状者,高达五分之四不愿意检测新冠病毒,原因是怕检出新冠而丢了工作。不可理喻也令人唏嘘。

十一月十一日,网友们忙着过“光棍节”购物狂欢,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同日特区政府据此宣布褫夺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四名一贯“拉布”成瘾,甚至跑到国外告洋状要求制裁自己国家的立法会议员资格。这一天,距八月十一日全国人大作出香港第六届立法会延任一年的决定,恰好三个月。十五名“泛民”议员提出“总辞”“共进退”。香港市民反应比较淡静。民调显示,此次DQ四人在社交媒体引发的舆情整体正面支持率居高。市民对那些拿着十万月薪却只会无理取闹、大搞“揽炒”的政客,早就烦透了,“几时辞?在线等,挺急的。”诡异的是一些西方国家隔着十万八千里对全国人大决定指手画脚无端指责,媒体问得好:如果你们国家纳税人供养的政治人物公开要求外国制裁自己祖国,你们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允许吗?

香港苦于政治争拗内耗久矣,痛于民生久矣,困于管治无力久矣。市民说,中央出手划出底线红线后,希望香港从此好自为之,不要再折腾,努力治政,真正做些实事。

前阵子去朋友家,四口人,约四百平方尺的两居室极其紧凑:客厅一张圆桌,四个凳子设计成西瓜瓣状,不用时推到桌下拼成圆形,用时拉出来。卧室床三面靠墙,其中一个上下铺兄弟俩住。卫生间洗手盆又浅又小──只够洗手用。若洗脸,稍一低头就会碰到墙壁。没有阳台,床架上安了一个晾衣竿。因楼龄已久,下水道反味很严重,需二十四小时通风,并不时开大水流冲刷。由于一天到晚开着窗子,不得不每天分享隔壁人家的炒菜味。唯一的浪漫是早晨可听到鸽子的咕咕叫声。这是私楼,他们算是少数的有产阶层──此般“幸运者”全港只有三分之一,约一百五十万人。

公屋也不过如此。据特区政府二○二○年统计,公屋居民约二百二十万人(占全港人口百分之三十),平均面积一百三十四平方尺。也就是说,全港约百分之六十、三四百万人的家就这么大。还有二十多万人(约百分之二十五)住在四五平米的劏房,目前申请公屋平均轮候五点四年。

有人说,香港是最不会笑的城市之一。自二○一○年始有“全球微笑指数”,香港在三十多个国家地区中多年排尾三甲,仅在二○一七至一八年度排尾五,已是历史最好“笑”绩。全球微笑平均分是八十二,香港每年在五六十分徘徊。生活如此艰难,微笑勉为其难。

说起来千疮百孔。

前几天医界朋友提到香港是大鼠戊肝全球首发之地,确诊个案为全球最多,至今已十四宗,俨然成了风土病。戊肝多由老鼠传播。鼠患困扰香港多年,如今尤甚。二○一八年首现戊肝病例时,港大医学院袁国勇教授就说:“香港的老鼠数目不低于人口数。”媒体忧虑,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拖拉十个月不绝,社区鼠患或成另一隐忧。而政府依然不紧不慢,永远用老一套处理新问题。

疫情初发时,几位朋友不约而同遭遇同样情况:他们好心从海外千辛万苦淘来口罩防护服,捐给武汉的同时,也想捐香港的医院。结果等了几天才回复,却是:不要。因为缺这个证明少那个证书……要知道,当时防护用品是千金难求啊!一位朋友的亲戚,在美国当医生多年,经验水准都颇有积累,因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回港重操旧业,但办理执业医师手续繁琐不堪,还要视同刚毕业的医学生一样,从头做起。香港一方面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医学界高度排外早已“名声在外”。

路过中环铜锣湾海滨一带,那里常年在施工,问了好多人,都不知在建什么。大家说,按照修建湾仔绕道的故事去想像吧──这条仅仅四点五公里的道路从二○一○到二○一九年修了近十年、花了三百六十亿。

类似种种,不一而足。有人说,香港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我却想问:市政是政治问题吗?环境卫生是政治问题吗?住房医疗是政治问题吗?防疫抗疫是政治问题吗?再问:这些问题是“一国两制”制度问题还是香港自治范畴内的问题?是中央管的事还是香港自己管的事?是回归带来的还是香港本身存在的?是能力问题还是心态问题?退一步说防疫抗疫,中央好心派出了医疗队支援香港,可是七百五十万人口只有一百七十八万人参与检测,港人扪心自问是怎么回事?

后疫情时期,香港整个社会应该思考管治问题了,港人也该思考自己的心态问题了。管治团队为谁而治?治什么?怎么治?议会议员,为谁议政?议什么?怎么议?市民想要什么?怨恨什么?不满什么?怎么争取?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