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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西方威胁 快速推进选举制度的修订展示中国决心

原标题:无视西方威胁 快速推进香港选举制度的修订展示中国决心

直新闻:周一开始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将审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订草案,根据全国人大早前通过的涉港决定,从中可以看出此次修订工作将体现哪些重要的原则?

田飞龙 :根据3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结合这一次人大常委会所做修订工作的具体范畴,这一次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了如下一些原则,首先是更加全面准确的落实“一国两制”,尤其是其中与“一国”有关的制度元素,特别强调了在选举制度的创制修订上面,中央的决定权和主导权,体现了“一国”与“两制”作为一个法理的跟制度体系的整体,应当具有的这样一个制度的架构跟方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爱国者治港”,可以说这个原则成为此次指导选举制度改革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从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到后来“一国两制”的实际运行,“爱国者治港”从来都是检验“一国两制”运行成效,以及对“一国两制”遭遇的风险危机进行理性应对的一个应该说是黄金法则。这一次选举制度改革通过在制度的多个环节,落实“一国两制”,来完善选举制度,使香港民主秩序回到正轨。

另外这次修改还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治原则,选举制度的修改始终是在宪法与基本法所共同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内进行,它是特区宪制秩序的一个内在的查漏补缺,内在的修复和完善。并且这次改革还指向了一个提升特区管治的治理效能,可以说是一个贤能政治的要素。

“爱国者治港”选举制度改革是为了打造一支充分理解和运用“一国两制”,并且能够回应香港市民诉求和国家要求的强有力的管治队伍。那么这次选举制度改革因为是涉及到对香港民主制度架构的一个重要调整,因此还指向了一个更完善的保障香港居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以上多种宪制性原则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这一次选举修法的一个正当性的基础跟指南。

直新闻:从全国人大“3·11”决定到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草案,时间还不到20天,反映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怎样的急迫性?同时,您对两个附件修订完成后,香港本地修法工作又有怎样的预判和建议?

田飞龙 :这一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的法治工程,从法律程序来看的话,除了决定加修法这样的国家立法层面的程序之外,还有非常庞大复杂的本地立法的程序。

因此在国家立法的层面,中央实际上对议题非常重视,做了非常充分的前期准备,以及针对香港社会的多个层面的协商民主的工作,包括举行多种形式的咨询会跟座谈会,来充分听取香港各界意见,包括法律界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完善的决定以及具体附件修正案的草案。

从国家立法的层面就为香港本地立法转化落实提供了一个权威的具体的明确的国家制度上的指南框架,而选举修法落实到香港本地的阶段。那么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前期工作以及有关的准备情况,涉及到对20部主体法律跟多部附属法律的联动性的修订。

特区政府采取的修法策略是用一部综合性的条例,将所要修改的相应的条文打包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其实符合法律修改工作当中的系统性,并且程序上也能够节省时间,同时引导有关的法定机构跟社会各界充分聚焦于所修改的关键内容关键要素进行讨论,形成本地的一个完善的法律修改的方案。

在本地修法当中,我认为特区政府要肩负起一个非常关键的民意咨询专家参与,以及在法律技术上实现中央的立法与特区有关法律的有机的衔接,特区政府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专业性的法律工作要做。

同时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界政界应当高度重视这一次本地修法的工作,那么群策群力,通过自己的意见的参与,通过多个层面的对修法工作的支持,来使香港的选举修法在本地既是一个法律规范完备的过程,通过“一国两制”下,香港本地的修法程序,使得中央有关的决定跟修订案能够在本地转化成一个周密的选举法律体系。

同时本地立法过程同时也应当成为对这一次选举制度进行普法宣传解释说明的过程,一个民意沟通的这样一个过程。

通过这样做的话,那么最终当香港本地完成修法工作之后,要启动的香港的若干场重大的民主选举,从政府的层面到社会各阶层以及民众的层面,不仅是有法可依,而且对法律的细节,法律的精神,法律对香港民主秩序的促进都会有非常好的认识和理解,也能够积极的根据新的制度来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力,共同塑造一个香港选举民主的新秩序。

直新闻:自全国人大“3·11”决定以来,西方国家在涉港、涉疆等中国内政问题上进行了诸多干涉,在这样的外部背景下,如此快速推进香港选举制度的修订工作,表明了中央怎样的决心?

田飞龙 :拜登政府没有能够真正的反思跟逆转特朗普主义所带来的中美关系的对抗的态势,甚至在变本加厉的来推进特朗普的政治议程。这表明中美关系宏观的结构跟态势未能得到缓和跟改善。而在香港问题上,那么美国进行干预跟制裁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甚至为了围堵中国遏制中国,那么美国政府加大了对所谓民主盟友的整合力度,利用了一系列有关的矛盾跟这个议题来形成对中国的综合性的压力。

在这样一种重重压力之下,那么“一国两制”当中,中央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个所谓的退让妥协的态势,而是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去年国安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香港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秩序的深层次问题,以“爱国者治港”为抓手,瞄准香港选举制度,进行综合性结构性改革,这其实是中央下决心要解决香港政治制度的深层次问题,要使得香港从过去若干年里面过度政治化的陷阱当中解脱出来,要使得香港的选举管制体系真正能够落实“爱国者治港”,将反中乱港势力赶出香港的权力架构,这样才能使得香港的民主政治,香港的法治秩序回到“一国两制”跟基本法的框架,使得香港的管制体系担当公权力职位的公务员,集中精力去思考跟解决香港民生诉求。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诉求,香港对国家新一轮的战略发展的贡献诉求。

那么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央在“一国两制”里面确实是自觉理性,并且是负责任的承担起了“一国两制”的基础,立法者的决策,显示了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跟国家治理现代化上的成熟,也显示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香港管制问题,社会矛盾问题的这样一种制度思维。

我们其实有理由相信,随着选举法改革的完成,随着香港在新制度下若干选举的完成,香港社会香港的管制体系一定能够更加坚定的与国家利益与国家宪法秩序站在一起,共同应对外部的干预,也共同应对香港新发展过程当中遭遇的未来的风险跟挑战。由于有国家的法治力量的进场,有“爱国者治港”这样一个坚实的屏障,还有经过这个过程当中,香港社会的反思跟再出发,那么“一国两制”的制度体格会更加坚实,“一国两制”应对内部外部风险的制度化能力会进一步提高。

而西方的所谓干预跟制裁,不过是对他们非法利益的一个最后的无意义的无效的绝望的挣扎而已,其实代表的是一种非常落后的霸权的思维以及殖民主义的思维。在中国依据“一国两制”跟正当的主权立场进行了立法行动的反制之下,这些干预最终只能归于失效。

直新闻:从香港国安法到完善选举制度,香港逐渐堵住了国家安全和选举制度上的漏洞,这对反击西方的无理抹黑攻击,进而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有怎样的意义?

田飞龙 :中央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里面查漏补缺,抓重点、抓要点,自上而下地推动制度改革,应该说是把准了“一国两制”里面的真正的病症跟要害。中央其实启动这样的法治工程,是有章可循的。主要针对的是2019年修订风波,以及作为这场风波直接的政治后果的香港区议会的选举。从中看到了原来的“一国两制”当中高度自治体系的深刻缺陷所在,也看到了选举制度的风险点所在。所以在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当中,关于“一国两制”的制度建设部分,就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的规划。

之后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2021年的香港选举法的改革,是中央着力打造“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两个最重要的抓手,中央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有了在国家安全跟选举安全上面的解决方案,应该说可以构成了一个“一国两制”在50年不变周期里面,在中期阶段的一个宪法时刻,同时也使得中央更加自信地摸索出了一套如何行使全面管制权,来丰富发展“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成熟的方案。

比如说去年的国安法是决定加立法,今年的选举法是决定加修法,然后给本地的立法跟转化留下空间。通过“一国两制”内部的制度程序的良性互动,通过中央与特区政府各负其法定职责,来面对重要的问题,来寻求法律上的解决方案。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也和香港一起共同应对外部干预跟制裁的大风大浪,而这是“一国两制”里面本来就应当展现的制度理性,应当展现的香港跟国家的团结一致,一致对外,应当展现的香港跟国家一起行动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来探索跟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元素,来促进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的理解跟认同,从而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且与国家一起去探索一带一路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新的体系,提供坚实的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法治精神相契合的完备的制度基础。

这一次选举法的改革应该说是对“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又做了一个重大的推进。

作者: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

来源:深圳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