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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新一年香港要治“乱”除“独”

香港《大公报》1月7日发表题为“新一年香港要治‘乱’除‘独’”的评论文章,全文如下:

梁颂恆和游蕙祯在限期最后一天,向终审法院提出宣誓司法覆核案的上诉。对此,民间有“求胜”“求败”等等的议论。“求胜”的说法,理论上合乎逻辑,因为任何人打官司,其终极目的总是“求胜”。但梁游的这一官司,绝对没有“胜”的可能。至于“求败”,相信源自众多法律界人士共同的预计,那就是上诉必败无疑。因而有些市民形容梁游“二丑”的法律行动,实质上是“求败”。且勿论“求胜”“求败”,民间的种种议论,足证“双邪”已成众人的笑料,得不到公众的尊重、同情。

不过,浅见以为,梁游的上诉,真正目的是“求乱”。可以肯定地说,上诉之胜败,在“二丑”而言,也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因为“二丑”之上诉,本质上也可形容为垂死挣扎。梁游及其幕后支撑他们的“金主”(上诉终院单是保证金就要一百六十万元),他们心中的诡计及目的,除了“求乱”,焉有其他?

乱象丛生危害稳定繁荣

刚刚过去的二○一六年,香港社会在港人看来,是一个“乱”字。民建联日前公布,由数千市民评选出来的“香港年度汉字”就是“乱”字。年内香港的乱象,由年初的旺角暴乱,直到年尾的立法会宣誓辱华播“独”事件,堪称是由头乱到尾。可以百分百肯定地说,香港之乱,梁游也是其中两个罪魁祸首,无疑也是罪责难逃。倘从这个方向作深层次考量,除了裁定“二丑”作非法的虚假宣誓,实在还应该依照现行法例,追究梁游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

笔者敢说,任何社会,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以至全世界,或者一间公司、一个家庭,“乱”都是大敌。香港有一句俗语“七国咁乱”,这当然不是好事,纯粹贬意。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地区乱了,哪里还会有稳定繁荣?即使一个家庭,乱了也就失去了平和快乐。各方若能客观、理智地看香港这几年的局面及其变化,不难看出,由于反对派不断兴风作浪,从“驱蝗”“鸠呜”发展到“本土”“民族自决”,且在二○一六年出现明目张胆的“港独”。反对派一路走来,从追求所谓的“民主”(“泛民”一词由此而来)到“民族自决”,以至宣扬“港独”,其变化的脉络十分清晰。

现时,虽有人欲盖弥彰为反对派美言,将之分为“传统泛民”与“本土自决”(实为“港独”)两派。不过,但看所谓的“传统泛民”护短包庇梁游“二丑”及提出“魔鬼交易”(以特首选举的三百名选委的提名权,交换未来特首撤回政府对刘罗梁姚四人议员资格的司法覆核)的戴耀廷,就可知不论如何在反对派之中再作区分,实质上他们仍然是一丘之貉。进一步推论,不管是“传统泛民”或是新出的“本土自决”派,以至赤裸裸的“港独”,本质上全都是香港的乱源,并无例外。

经过上述宏观的剖析,再来看梁游“二丑”上诉至终院的行为,就很容易看出,梁游本人以至幕后若有指挥的“金主”或外部势力,他们之决定上诉,立意不在胜败,而在“求乱”,因为上诉之后,必有一些反对派人士跳出来表示支持,其行动相信包括集会、示威、抗议、游行之类。其中焦点之一,必然有採用各种方式散布“港独”。这种分离主义的言行,正是香港稳定和谐的大敌,同时也就是社会混乱的重要因素。

举例说,戴耀廷日前扬言,香港将有“大型社会事件”,声言港人在新的一年要继续争取“民主自治”,准备好“搞大镬”。由此可见,“戴妖”此人唯恐天下不乱,他嫌香港去年还不够乱,他想香港今年要大乱特乱加倍乱,实在是居心险恶。在“戴妖”的算计谋划之中,大有可能也包括利用梁游的上诉。相比之下,戴耀廷是反对派的狗头军师,梁游“二丑”是急先锋和马前卒。梁游旨在“求乱”,戴耀廷更是“求大乱”,惟两者性质相同。

坚守底线依法惩治“港独”

放眼世界,任何社会之乱,不但影响政治,亦必影响经济。一个政局乱纷纷的社会,经济上反而欣欣向荣,如此情形,吾未见之矣。二○一六年香港因反对派和“港独”分子的作祟而乱哄哄,但社会整体仍能基本保持平稳,经济也续有增长,且失业率仍处于低水平。这些,政府有政绩,市民有功劳,均值得一赞。

论香港大势,二○一七年的首务是要防“乱”防“独”,包括梁游“二丑”利用上诉终院来“求乱”。防“乱”和防“独”的主要对策,就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所说,坚守“三底线”:不容许任何人从事任何形式的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活动;不容许挑战中央的权力和香港基本法的权威;不容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颠覆活动。这三个“不容许”,清楚、明白,堪称是对付梁游“二丑”及“戴妖”之流作乱和遏止“港独”势力兴风作浪的法宝。可以肯定地说,对付“求乱”“求独”之人,绝不能有妇人之心。香港要繁荣稳定,就必须严守上述“三底线”,也必须依法治“乱”、依法治“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