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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谈改革开放艰难起步:要杀头,就杀我好啦(2)

中央(1979)50号文件的制定

卢:中共中央(1979)50号文件是如何产生的?

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开始,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并定名为“出口特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和省委共同起草一个解决广东“先走一步”问题的文件。在这期间,谷牧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中央有个意见,汕头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并没有办特区,我也不负责办特区了。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说,呵,要讲信用!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我说,行。这就是中央决定缓办汕头特区的内情。

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备受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

主管广东经济特区工作

卢:请你谈谈“三人小组”的情况。

吴: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省委还决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

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我全力负责全省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我原来主管宣传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这时,我请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校长、党委书记到省委会议室,尝情地对他们说:我要“弃文从商”去办特区了。多年的经验,经济不发达,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是发展不了的。希望特区能办成,赚了钱,支持你们大力发展文教科技事业。之后,我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一别就30年过去了!要知道,宣、教、科、文战线是“十年浩劫”中受劫难最惨重的,以后,在改革开放中,他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

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经部门王志义等同志到深圳,走访了沙头角、蛇口和几个边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边看边议,在许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我们对解决深圳市今后建设的问题,同市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风”问题。原来的深圳镇仅有3万人,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深圳改为特区后,市委对重点抓什么,经济如何规划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和市委负责人经过反复交谈,明确了解决“先走一步”这一首要问题,强调要力争在较快时间,在深圳建成一条“富线”。

我们回到广州之后,于10月24日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关于蛇口工业区问题,这时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地租价格没有定下来,影响同外商谈判。招商局认为省里定的价格偏高,对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报告中提议,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亩上缴广东省4000元港币,从“六通一平”完成后开始征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至此全部解决。蛇口工业区从此成为深圳持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范的部分。

1979年月10月31日,我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为省委草拟了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出口特共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卢:“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是怎样确定下来的?

吴:同年12月17日,谷牧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中央各部委办的有关方面负责人都参加了。当时,在北京是一次很轰动的会议。会上,我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汇报广东筹备建立特区的情况,我说:我们的意见是,建立特区必须采取“一快二宽”的方针。快,就是既然看首席代表了,就要立即动手,不要拖拖拉拉,犹豫不决。要大胆放手,争取时间,奋斗10年,把深圳、珠海、汕头3个特区建设成为初步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在那里建立一条富线。我还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我解释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文化等事业。在汇报中,我还提出参考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特区土地使用期定为50年。

广东、福建汇报后,谷牧就特区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他十分赞成深圳特区的路子。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确定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下达。

这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省政府任命我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6月12日,省委任命我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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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改革开放 吴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