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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谈改革开放艰难起步:要杀头,就杀我好啦(3)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制定

卢:创办经济特区,要做的事很多,为什么要先抓制订特区条例?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起草特区条例的?

吴:中央决定试办特区之后,海外的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我感到当务之急就是要起草拟定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可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其他人也不懂,国内无法无天几十年了,老人家就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怎么办?还得请海外朋友帮忙。当时主要是通过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等老朋友,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出口区的资料。我们对这些收集来的海外许多有关的法规进行了分析研究,适用的就照搬过来,要修改的就修改后再用。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地租”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打倒了地主,怎么又要收地租呢?后来我们就改称“土地使用费”,大家都觉得很好,很社会主义,反对的人也没意见。说“地租”就不行,中国人很重名分的!

研究、起草特区《条例》。这个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了一年的时间,作过13个草案文本。

《广东省经济特区大事记》中记载:1979年7月15日,中央、国务院决定试办出口特区。8月15日,由省委书记吴南生主持,邀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省委党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部分学者起草特区条例;8月21日又邀请港澳经济界及有关人士45人举行座谈。

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

1980年4月14日,我向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了《关于我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这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正好在广东视察。我请他把条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叶帅非常支持。

同年8月26日,叶帅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条例》的说明。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我们还起草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治安保护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公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也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难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完全消失了。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和高兴。

“罗湖风波”

卢:在创办经济特区过程中,爆发了“罗湖风波”,具体经过是怎么样的?

吴:我兼任经济特区工作后,即着手组织制订特区的总体规划。在谷牧同志的大力支持下,1980年5月,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和工程师108位,组成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和航测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和多种方案的比较,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建设深圳特区的方案,经过多次的讨论、比较。最后确定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大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

原先打算开发上步或福田区的土地,但一场大雨促使我们改变了初衷。

1980年7月27日,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一片汪洋泽国,我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住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我卷起裤腿,趟着没漆的大水,找到了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急切地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则难以建设特区。刚考察灾情回来的罗昌仁,与我深有同感。这时,我们和工程师们都住在一起,不断探讨有关规划大大小小的问题。工程师们粗略估算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巨额资金。这时,邓小平同志已在全国多个地方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为钱而发愁,兴感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于是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谷牧当即慨然答应可以帮助要点贷款,并询问用途及还贷办法。

我解释道,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小使我们更认识到,工程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危害的水灾;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接着,我介绍: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每平方米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我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答应先帮助贷款3000万元。我喜出望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旁白:据作家查阅深圳市委、广东省委有关这一问题的会议纪录和有关资料,“罗湖风波”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10月初,用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大家都为有了贷款而高兴。可是当讨论到先开发罗湖小区时,却爆发了轩然大波——“罗湖风波”。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特区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但没想到有的领导居然站出来反对。他们提出,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

双方唇枪舌剑,各摆各的道理。工程师们认为某些市委领导不懂得城市建设,更接受不了那种高高在上、动辄训人的口气。于是,有一位年青气盛的工程师和两位年长的常委拍抬打凳,互相对骂起来。会议顿时陷入了僵局。

当时吴南生主持会议,冷静而详细地听取双方的争论,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他才旗帜鲜明的支持工程师们的意见。并当断即断,一锤定音,决定立即动工,搬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他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不久,挖土机、推土机出动了。富有城市建设经验的罗昌仁和舒成友,一面组织千军万马,开始移山填洼,搞“五通一平”,罗湖呈现了一派愚山移山的气势;一面集中力量治水;从梧桐山到深圳河,在地下用钢筋水泥修筑一条可以并行两部大卡车的大排洪沟。

市委内部有的人不知出自什么动机,竟然乘任仲夷才到广东,吴南生回省开会的时候,不经过市委任何成员,私用市委名义发电报给省委,状告开发罗湖是瞎指挥。有人还公开出面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

任仲夷看到电报,立即亲自到深圳,从多方面作了调查,听了不同意见。在当晚的市委常委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建设中要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你们意见不一致,为什么不很好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呢?”“搬罗湖山,是特区第一个大工程,你们今后要做的大事还很多,要讲团结。”

12月8日至10日,谷牧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江泽民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12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在会上提出:“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在谷牧、江泽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对建设深圳特区,首先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达成共识。那些曾一度极力反对这一意见的人,最后也只好悻悻然地接受了现实。至此,“罗湖风波”从平息下来了。

在成千上万建设大军的日夜奋战下,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夷为平地,罗湖小区陡然填高了两米,低洼处填高了四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

不花国家的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这是计划经济绝对办不到的),深圳经济特区的这一实践,是它对全国的又一个贡献。搬掉罗湖山,建成罗湖小区,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没有这一着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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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改革开放 吴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