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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国民女神”获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4)

“对不起,能不能再说一遍?”

如今回想起来,张弥曼觉得在瑞典攻读学位的过程对她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学会了怎样发现问题,怎样进行科学的思考”。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切完全可能来得更早一些——早在60年代被派往瑞典学习期间,她就已经在着手云南早泥盆纪肉鳍鱼类的研究。然而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她提前被召回国,再回去已经是14年后,她已经44岁了。

惋惜于错过的时光,张弥曼工作起来总是格外拼命。1983年,她出任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作为该所历史上唯一的女所长,她完全没有让事务性的工作耽误自己的科研:在两届任期内,她的学术成果甚至比之前更多了。

80年代初,中国刚刚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生物学界,西方的新技术、新课题、各种分支和交叉学科大量涌现,一时让国内很多学者备感迷茫。在这样的背景下,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张弥曼与于小波等人一起,开始收集、挑选国外优质的论文、资料,希望将西方自6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先进学术思想引入国内。经过几年的翻译、编写,《分支系统学译文集》诞生了。

90年代初,周明镇、张弥曼等人又主持编译了《分支系统学译文集》的姊妹篇《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这在现在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这两本书的影响非常大。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的学术思想很快地被运用到国内的科研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得以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补过来了。”张弥曼的学生、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说。

朱敏也参与了第二部译文集的编译工作,回想起当年和老师一起编译书稿的场景,他很有感触,“他们有几位已经是院士了,还在做那么具体的工作,而且学风非常严谨。哪怕只是一个单词、一个术语,几位老先生都会翻来覆去地推敲半天。”

在现任所长周忠和看来,张弥曼一直是个“学术型的领导”:“外国专家到所里做讲座,一般人如果有一两句听不懂的,可能含混一下就过去了,但她一定会追着问:‘对不起,能不能再说一遍?’她也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已经是大教授了,问这些问题而不好意思。”?

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自己,张弥曼都十分严格,但她并不古板,总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后辈。在采访中,周忠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自己年轻时转专业方向的经历——因为发现了两块重要的鸟类化石,原本研究鱼类的他提出想转去研究自己更感兴趣的鸟类,这在当时是很不合规矩的事,但张弥曼站出来支持了他。不仅如此,后来张弥曼还主动帮他联系到了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为他出国深造写推荐信。

2015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周忠和受邀参加母校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典礼,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张弥曼:“我们研究所的张弥曼院士教导我要多帮助别人,她的话让我铭记在心。事实上,她和研究所的其他老先生们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给予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慢慢更加深刻体会到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的道理,并且从中受益匪浅。”

如今,朱敏也早已是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当年张弥曼和几位前辈的言传身教,至今影响着他。今年年初,他应邀为即将出版的《人类简史》中文版撰写序言。当他发现书稿中存在一些专业术语的翻译错误时,索性利用春节假期的时间,自己在家把书稿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这可能就是师门传下来的: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很严谨地做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张弥曼给身边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她率直的个性和正直的为人。得益于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她非常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早年所里刚开始与外国学者合作时,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项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学者提供的,那么无论中国人有没有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时都要被列为主要作者。但张弥曼叫停了这一“传统”——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国际古生物界的尊重,更为日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mild(温和)的表述了。”供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苗德岁是张弥曼多年的合作者,两人曾一起合作发表过近20篇学术论文。在他眼中,张弥曼无论是身处领导岗位,还是作为普通的科研人员,从来都是“坚持原则,不讲情面”;面对科技界存在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则“深恶痛绝、直言鞭挞”。“至于对我们跟她关系比较近的人,她说话更不客气,以至于她的一个学生曾说过:张老师虽然不怎么批评我们,但有时她不经意的几句话,也会让你感到‘受不了’。”苗德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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