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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隐姓埋名30年 为祖国深潜

原标题:隐姓埋名30年,一生只为核潜艇 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的荣誉,能够入选共和国勋章的建议人选我深感荣幸。核潜艇是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仅仅是当中一个成员。荣誉应该属于集体。”

日前,“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公示,在8名“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中,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位列其中。《面对面》栏目的记者在武汉对95岁的黄旭华进行了专访。

参加这项工作 就要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试航,因为核潜艇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国际上一些军事大国纷纷加强了这一新型武器的研制工作。为了能够强有力地应对西方大国的核讹诈,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34岁的黄旭华参加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是最早研制核潜艇的29人之一。 

黄旭华:第一,进入这个领域就不能出去,干一辈子。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你一出去就把国家机密带出去了,犯了错误留在这个地方打扫卫生。第二,绝对不能泄露单位的名称、地点、任务、工作的性质。第三,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出名,一般的科学家他把课题公开,一旦有成绩马上公布,而我们核潜艇的工作世界上都一样,保密非常严格。人家问我你能够承受得了吗?我说能够承受得了。参加核潜艇工作,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我不希望出名。

从零起步,算盘加磅秤,土办法研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核潜艇是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其研制难度远非常规潜艇可比拟。包括黄旭华在内的科研人员没有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从零开始。

为了尽早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核潜艇,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核潜艇的发展列入了国家战略,并打破常规造船程序,采取了边研究、边试验、边设计、边基建、边生产的“五边”政策。

黄旭华:我们的工作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陈毅讲了一句话,你们把事情搞出来,我这外交部长就好做了。

记者:您怎么理解他这句话?

黄旭华:说话腰杆就硬了,没这个实力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其他科研人员想了很多土办法,用来解决尖端的技术难题。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他们就用算盘和计算尺,甚至用磅一点点秤的笨方法来解决核潜艇的重心问题。

黄旭华:核潜艇牵涉到五万多个台件,几千米长度的管道电缆,一千多吨的钢材,这么多的东西组合在一艘潜艇上,要保证重量重心在最好的位置上非常困难。我们没有更先进的计算手段,我们是用算盘打出来的,每一点改变整个情况就要重新算,反反复复,我们的同事没有怨言,咬紧牙关把它搞出来。我们在船台的入口处放了一个磅秤,凡是拿进船台的都要过秤,所有的重量要跟我计算的要一样,拿出去也要登记,重心如果不一样马上要调整。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亲自下潜数百米 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1988年年初,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日子,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试验前,《血染的风采》这首歌曲在参试人员的宿舍里常常响起:“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悲壮的情绪四处弥漫,有人甚至偷偷给家人写下了遗书。

战士们忐忑的心情,与美国的一次核潜艇极限深潜航试验有关。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进行极限深潜航试验时,因事故沉没,艇上129人无一生还。

在之前的核潜艇建造过程中,黄旭华和同事们通过严密的检查验收手段和三个月的质量复查,为这次深潜试验做着充分的准备。当得知舰上操作人员承受着超常的心理压力时,黄旭华亲自与他们对话,让他们对试验成功树立信心:这次做试验绝不是让你们去“光荣”,而是要大家把试验数据完整拿回来。座谈会上,他宣布要上艇与大家一起参与深潜试验。

黄旭华:他们说总设计师的任务是坐镇在水面的指挥船上,您下去干啥?我说我下去,万一试验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会及时协助艇上的援救,采取措施及时避免事故扩大,作为总设计师我要为这条艇负责到底,我必须下去,没有考虑其他什么个人问题。

64岁的黄旭华是全世界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深潜试验当天,南海区域,微风有浪,“404”艇犹如一头黑色巨鲸,慢慢下潜,随着深度的增加,钢板承受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咔的响声。黄旭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给了大家无穷的信心。

最终,“404”艇抵达水下极限深度,成功完成预定的深潜试验,全艇沸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按照规定不能放鞭炮的海军码头打破惯例,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黄旭华现场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黄旭华:这几个字是我从事核潜艇事业的写照。一个是痴字,一个是乐字。痴,痴迷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的事业我无怨无悔。乐,乐在其中,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乐观对待。

30年没能回家 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每年冬天都会戴母亲生前留下的围巾

由于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从1958年到1988年,求索的这30年,也是黄旭华隐姓埋名的30年。

1957年元旦,黄旭华回乡探望家人,他向母亲承诺要“常常回家看看”。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全家人谁也想不到,自此一别,竟然要30年之后才能再次相见。1958年那次工作调动后,他与父母的联系只能通过信箱。父母多次写信来问他在哪个单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避而不答。父亲去世时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黄旭华:父亲是突然间去世的。那时候邮政局打电报告诉我,但我也没办法回去。我没有跟组织提,只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承受下来。

对于黄旭华的多年不归,亲人们多有怨言。弟弟妹妹们说:三哥大学毕业了,就忘了家,忘了养育他的父母。黄旭华的母亲再三说:三哥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30年没回家,母亲难免也有不理解。

1987年,《文汇月刊》第二期发表了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黄旭华把篇文章寄给了母亲,文中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写了“他妻子李世英”。老母亲知道这是她的三儿媳。文章尚未读完,老人已经泪流满面。

黄旭华:当我母亲知道我搞核潜艇,她感觉到自豪,她把子孙们叫来,说了一句,“三哥做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理解和谅解传到了我的耳朵,我真的哭了。我说儿子对不起他们,我没有当好儿子,也没有当好丈夫,也没有当好父亲。核潜艇就是我的一切。不能说我对家没有感情,我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持?我讲了一句话: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个一直在我心里面。

1988年,黄旭华借着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的机会,终于回到阔别30年的广东海丰的老家。93岁的母亲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三儿子。

黄旭华: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把母亲的一条旧围巾拿来。每年冬天,我一定会戴母亲的围巾。我感觉围了这条围巾母亲就一直跟我在一道,我真的想念我的母亲。

95岁高龄仍坚持工作 要给新一代核潜艇设计者当啦啦队长

如今,为核潜艇奉献了一生的黄旭华已经95岁,一只耳朵已听不太清,但腿脚还算利索。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仍然每天都来到他的办公室,继续他的工作。

黄旭华: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已经退出一线,但是我感觉我的责任并没有完。世界上的技术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严峻的竞争表现在国防科技领域。竞争当中,你落后了就要挨打,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我95岁了,人家说您不要去上班。我说我还是有责任的,我现在的责任是给新的这一代当啦啦队长,给他们鼓劲儿。

来源: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