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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王朝像跑龙套,而民间放出永恒的光芒

转自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历史学者李冬君撰稿。原标题:历代王朝像跑龙套,而民间放出永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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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的沉浮

十五世纪末,明朝中叶,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在郑和下西洋以后,为哥伦布提供3艘远航船和百名水手,在一片更为辽阔的海域,拉开了欧洲海外殖民和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当宋明以来的中国大航海将南洋变成中国海时,哥伦布的发现使东方变成了西方。

哥伦布一行,本来受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往东方去,目标是中国,但他没有沿着历来的海上丝路航行,而是根据地圆说一直往西去,结果,虽然走反了头,却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人在新大陆找到了金矿、银矿,并将大量金银运回西班牙。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谈到这一点,以此作为西班牙“富而无政”的来源。

1571年,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便试图与正在海禁、严防倭寇的明朝通商贸易。1574年万历二年,明朝海禁稍微放松,马尼拉大商帆便满载中国丝绸、瓷器、棉布等驶往美洲,对西班牙人来说,“马尼拉大商帆”通航,是殖民史上标志性事件。

“马尼拉大商帆”驶往美洲,美洲人称它为“中国船”,因为船上不仅装载了中国货物,还有中国水手,很可能船也是中国人造的。开发南洋,西班牙人主要利用中国劳力。

徐继畬说,吕宋(菲律宾)地近福建,漳、泉两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这些人,每年要向西班牙“输丁票银五六两”,交了人头税,才有居住权,所以,他们要淘金。马尼拉是金银集散地,华人不知金银来路,以为吕宋产金。当时,中国金银需求旺盛,矿务兴盛,于是,华人涌来采金,朝廷也派人来勘察,这就引起了一场大纷争。对于这场纷争的起因,徐继畬从《薄海番域录》中了解到:1602年万历三十年,有个名叫张嶷的人,称吕宋机易山生金豆。朝廷听说了,就派漳州郡丞王时和与张嶷一道前往勘察。

王时和等人到了吕宋,被西班牙人责问:“山各有主,何得越采?且金豆生何树?”王时和等人不能回答。西班牙人因此怀疑华人,出动军队包围华人,坑杀20000多人,吕宋华侨区只剩了300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然要有说法,结果,张嶷被处死,王时和被吓死。

对于西班牙人,朝廷无招,磨蹭了三年之后,只好又派遣商船到吕宋,下一道谕旨,告诫不要生事。而西班牙人肇事后亦颇为后悔,对华贸易中断,它损失也不小,见明朝商船复来,便顺水推舟,厚待华人,将被损害的贸易关系,又修复了。

这样的大屠杀,如果发生在今天,就是反人类罪,要受到制裁,可那是强权时代,王权之刀杀向全世界,西班牙人从美洲一路杀来,本想把美洲据为己有,结果把美洲杀丢了。本想把南洋据为己有,结果把南洋也杀丢了!重商主义只要金银,不要人心,更不在乎人命,这就是徐继畬斥责的“富而无政”。更为可耻的是所谓“天朝”,眼睁睁的看着20000多名华人被杀竟然默认!

明朝不出兵有三点理由:一是与吕宋历来修好,不宜出兵;二是胜负难定,不宜出兵;三是斥责被杀华人多为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徐继畬愤怒了,大骂“况区区之夷国乎”!在《瀛环志略》里,他本来已经取消了用“夷”字,可他还是忍不住把“夷”字安在西班牙人头上。

要面子不要海权

放下同西班牙人的贸易,徐继畬又谈起同荷兰人的海权之争。他说,前明中叶,荷兰人就已航海东来了,到达中国的东南洋。对于“东南洋”,他强调了“中国”。这样的眼光,已含有海权思想。荷兰人东来,先占了噶罗巴即爪哇,他说,噶罗巴还在南朝刘宋时就已经和中土交通了,所历各朝,皆遣使来贡,接受天朝赐封。因此,他用“中国”的眼光来看,指出噶罗巴是“大小西洋入中国之门户”,“门户”意味着海权意识。很显然,这样的海权意识,不可能出自天下观,应该说是地缘政治的某种觉醒。

明朝中叶的某一天,荷兰人航海来东方,在海上遇大风,要有个避风处,刚好漂到噶罗巴。看见噶罗巴“土地雄阔,可建城池”,于是,就上岸来了,以“卑辞厚币”,求“借海岸片土修船”,当时的巴人一时贪利便同意了,荷兰便逐渐袭取巴地,并每年以交纳租银的方式租赁巴地,从此,噶罗巴国王为荷兰所控制。国王死后,王子要由荷兰任命,方能继王位,连官职任免,也要听命于荷兰。粤海之间自是再不见爪哇片帆,“鲸鲵既已横绝,鲽鹣无效顺之路,可哀也夫”!“鲸鲵”西来指荷兰,“鲽鹣”为南洋诸岛国,荷兰横绝四海,南洋朝贡过不来了。

徐继畬以羡慕的口吻称道爪哇,山僻之地,景色天然,不假修饰。夕阳在山,渔歌互答,有似楚江音节;河水不深不浅,菱芡纵横,彷佛苏杭景象;俯仰之间,皆足以游目骋怀,真类人间天堂。这是徐从一本叫《海岛逸志》的书中读到的。

该书作者名王大海,清初福建人,因科考不中,应试不第,索性断念仕途,驾舟泛海到爪哇岛去了。据徐继畬引《海岛逸志》提到,王大海称噶罗巴一地为“浪中”,就是上述美丽的地方。

而王大海“居噶罗巴十年,赘于甲必丹某之家”。“甲必丹”,是Kapi-tan的音译,荷语为Kapitein,汉语之意是上尉,普希金著名小说《上尉的女儿》,起初就译作《甲必丹的女儿》,但它在这里却非军职,而是荷兰人在当地以华治华,赋予华人的自治权力。

王大海说,华人多“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因而纳贿和兰”,多想求任甲必丹。他还描述了甲必丹的就职典礼,似中西礼仪的合璧,其乐融融的庄严中,确认甲必丹治理当地行政权力的合法性。王大海身临其境,因而有了“西洋荒服之国,竞化为邹鲁之乡者”的美好感觉。这样的感觉,自然也影响了该书的读者徐继畬。

在徐继畬研究世界的视野里,有关南洋诸岛的资料中,他认为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大体还可以,但方向界址,多半谬误;说谢清高《海录》对于暹罗诸属国及婆罗洲、苏门答腊岛所言确凿可据,其余则不可靠;对于噶罗巴,他看重的便是这本《海岛逸志》,还有一篇《噶喇巴纪略》,可他没有提起。

这篇《纪略》,在王大海往噶罗巴前就问世了,还是在一种悲惨的气氛中问世的,那时,《纪略》的作者程氏,从噶罗巴回国已经四年了,噶罗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乾隆朝正在调查此事,程氏便来到京城,拜见了在翰林院做编修的同乡蔡新,是蔡新要他写了这篇纪略。在纪略里,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是由于几个狭鄙之徒,不忍荷兰之酷,倡为首祸,引发了激变。因而在他笔下,极言其惨,这与后来王大海所见所闻差距很大,王氏婉言程氏“人情未尽”,大概徐继畬有相似观感,故不提其人其文。

而王大海在《海岛逸志》中说,“西洋之地,有可爱者,亦有可惜者”,这恐怕是能以中西汇通只眼看待东西方文明的仁人志士的共同感受吧,不仅仅引起了徐继畬的同感。

为什么可惜?王大海说“余谓西洋,为极乐之地”,但华人难以极乐,因为“中华之乐,盖有礼义廉耻以相维,不能极其欲也”,“必须家无父母,终鲜兄弟,无内顾之忧者,方可终为极乐之人”。西洋人能极乐,因为“西洋之乐,则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而穷奢极欲,以自快其身而已矣”。这正是两种文明的差异在伦理上的呈现,中土是以家族为本位之乐,西洋则是重视个体自我实现的愉悦。

对于荷兰人,徐继畬关注的是海权,没有提过惨案。惨案发生后,清朝的态度与明朝差不多,据说,乾隆皇帝以一句“天朝弃民”,就将那些惨死的华人打发了。徐继畬对此只字未提,为什么?因为是本朝的事,涉及到本朝皇帝,所以,他不能像对待明朝那样,将本朝丧权辱国的形象晾出来。

他比那位“程氏”看得更远,知道惨案的根源,并非“荷兰之酷”,而是中国丧失了海权。天朝要面子,不要海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懂这一点,便戴了朝贡面具,让天朝有面子,有了面子,就感觉不到海权丧失。而荷兰人大概还没有弄明白天朝的故事,直截了当就扔了所谓给天朝面子的面具,使天朝特没面子,所以,明朝对荷兰人格外警惕。

对于海权沦丧的指责,徐继畬也只是针对明朝,没有针对本朝。在《瀛环志略》里,他写荷兰窃据噶罗巴,使中国的“门庭户牖”都敞开了;写荷兰人的船游弋于“闽、浙两洋”,“鼓棹月港,寄迹澎湖”,终于占领台湾;但他没写天朝与英国人的鸦片战争、割让香港和五口通商,他亲历的事都没写。

可他说的是明朝,心里装着本朝,他以明朝为镜,看的还是本朝。明朝外患是荷兰,本朝外患是英格兰,他写晚明有一杆秤:明朝不行中国行!这杆秤,是否也可以用来称一称晚清?从表面看,历史是记录过去,而其实质,是从预期开始,有了预期,人们才回忆往事,而往事,也就被预期引导着留下历史的轨迹。徐继畬在写《瀛寰志略》这一堪称第一部中国人的世界史时又何尝不是。

走向共和的海盗

晚明时期,荷兰人的商船往来如“海上马车”,频繁出入于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时人称他们为“红毛”,是一群来自西洋的国家主义海盗。可徐继畬对他们的评价,比对西班牙人要高,徐批评西班牙人“富而无政”,但对荷兰人却表示佩服,他说:“荷兰为欧罗巴泽国,与鱼鳖错处,受水患最甚,享水利亦最优。”为防水患,有人说“上帝造海,荷兰人筑堤”,但见过万里长城的徐继畬,对荷兰人筑堤千里却不以为然,以为“堤防沟洫”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他知道荷兰人筑堤是在围海造田,会怎么看?

因“受水患”而开辟国土,且以共和制治理国土;因“享水利”而开发市场,且以股份制公司运作市场。荷兰人既善于开辟国土,亦善于开发市场,因此,他们的国家主义,没有被国土狭小所限,而以市场来放大,他们懂得市场大于国家。现代化的股份公司,就是由那时的荷兰人发明的。

谈荷兰不能不谈东印度公司,公司成立于1602年,代表荷兰开展海外贸易,由阿姆斯特丹等六城市商会组成,各商会又含有若干个人股东,初始资本为640余万荷兰盾,是世界上首家股份制公司。公司由董事会治理,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由“十七先生”组成的委员会手里。委员会人员,其构成由股份来决定,没有一个商会可以垄断,每个商会派出的商船,其数量和规模,亦由其股份比例而定。

16世纪,英国人虽然打败了西班牙王权国家,迈开了向全球扩张的步伐,但英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在17世纪英国革命以前,其发展还要受制于王权。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共和国的儿子,资本主义的嫡长子,国会是它监护人,国家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是国家主义而非王权主义引导了它的贸易。

起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分红,而是按赢利情况,分配货物给股东。有人要变现股权,这很自然,便将股票出售了,形成了自发的交易方式。到了1608年,股票交易的合法性被确认,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人们将资本主义理想,寄托在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上,同时,也将人性的贪婪押在了这支股票上,理想与贪婪一起推动股价上涨。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炒股成了荷兰人的日常生活,钱多者买股票,钱少者买股票期货,机会像太阳一样,在交易所里,每天升起又降落。

让我们行走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你会发现,总有人在你身旁吵吵嚷嚷,去问一下吧,他们究竟怎么啦?原来又在谈论股价。就这样,那些17世纪的荷兰人,他们不光是共和国的公民,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股民,他们以对股票的无限希望,推动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海外扩张。徐继畬发现,欧人跨洋而来,皆以商贾为本计,而荷兰人更是“专务于此”。

当时,唯一能制约荷兰人在东方海上霸权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但不是大明王朝,而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海商。中国,从来就是由王朝和民间两部分组成的,王朝有时能代表中国,有时不能代表中国。当面对挑战,而王朝不能代表中国时,民间就会起而应战。这时,就会有许多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民间,许多有志之士到民间去。我中华历数千年而不亡,就是因为有着深厚的民间力量。放在四千年的舞台上,历代王朝就像跑龙套一样,而民间则放出永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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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王朝 历代 光芒 民间
责任编辑:陈诚